念似乎含有可疑的怪誕想法和令人不快的利他主義。他們十分警惕，以防被拖入一場支援某種理論的戰爭，並且竭力避免被套上一個相互保障安全的社團的成員資格而受到約束，根據他們的估計，英國在這個社團裡要支付保險費，要承擔義務，而這些負擔將遠遠超過它可能取得的那一點利益。為什麼竟要求它去保證那些比它弱小、比它更有遭到被攻擊危險的國家安全呢？至於和平主義者這方面則根據默契願意支援集體安全原則，條件是象徵性的支付（因為須支付的保險費數額是微不足道的）應已足夠維持那個組織的信譽，並且這是每個個別股東應負責任的極限。所以他們的立場實際上同那些民族主義者相距不遠，雖說他們是從另一條途徑達到那種立場的。結果，1931年9月以後當接二連三的侵略行為使集體安全原則受到挑戰、國際聯盟盟約遭到破壞時，英國的和平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作出的反應是一樣的。這兩個集團都不願看到英國拿起武器來履行它根據盟約應盡的義務。他們寧可拋棄集體安全原則，讓國際聯盟走向垮臺。

在三十年代這個道路分歧的時候，英國有兩股目光銳利和意志堅強的人採取了勇敢的立場，其中之一是和平主義者，他們公開支援張伯倫，因為他們承認他的政策就是他們自己的政策。還有就是一些保守黨人，他們暫時脫黨成為在野人士，因為他們認為英國必須準備用武力來抗禦侵略，為了抵抗侵略，它必須援助遭到德國蹂躪的其他國家，而不能等到它自己直接受到攻擊時才動手。雖然張伯倫的和平主義者盟友是他的最強烈的支持者，但他在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則是他的最有力的批評者。不幸的是，在英國也有一大部分的工黨和自由黨的輿論，它反對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其調門之高有如丘吉爾，然而它比張伯倫及其同僚還要不願意去重整武裝和正視不得不使用武力這一嚴峻的可能性。又不幸的是，張伯倫執行的政策是半心半意的，這是想同時進行綏靖和重新武裝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因此它也給了那些非建設性的批評者以一個藉口。儘管如此，整個工黨還是沒有很好地經受這個嚴峻的考驗。它取消了對張伯倫的信任和支援，同時它又不願意響應丘吉爾提出的舉國作出最大努力的號召。因此，對於英國在法國淪陷之前重整軍備不力一事它也要負一部分責任。

因此，在三十年代，反對黨和政府之間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並不象反對黨所假裝出來的那樣大。促使政府的支持者們同少數持異議的保守黨人分裂開來的並不是什麼根本分歧。一部分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部分則是由於國內的一些原因——如1931年工黨的分裂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一些“蕭條地區”的長期失業現象——以致在三十年代當英國內部的不和招致這種危及英國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的危險時，黨派情緒卻異常劇烈。

只要張伯倫繼續擔任首相，工黨就不大相信他會全心全意地從他所鍾愛的“姑息希特勒”的政策轉變到一項勉強而又充滿沮喪地取來代替的抵制希特勒的政策。因此，工黨直到最後依然不願意參加在張伯倫的領導下的聯合內閣來分擔政府的責任。這轉過來又決定了張伯倫絕不可能做到動員全國所有的生命、工作和財富來作出全國最大的努力（即使假定他本來是希望如此的），象艾登在1939年3月15日所要求的那樣，象丘吉爾在1940年6月到對日作戰勝利日那五年多的日子裡，由於得到工黨毫無保留的支援而事實上成功地做到的那樣。由於未能爭取到工黨的信任和支援而受到的限制，使得張伯倫的行動軟弱無力，這反過來又使施加那些限制的不信任感持續不斷和日益加深，成了一個惡性迴圈。英國政治機體中未能得到和解的這一分裂狀態，嚴重地傷害了英國人民，這時他們正獻身於一項拼死的事業，謀求在那最後關頭使他們在有效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方面能夠和納粹德國相抗衡。

在張伯倫於1939年3月17日改變政策後，英國的各種議論存在著持久的分歧和混亂，這可以從下院的辯論中看到，特別是那些關於同蘇聯商談兩國採取一致行動的問題的辯論。對於這個問題，工黨、自由黨和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全部提出了一個既有決定性意義又是無可辯駁的論點。張伯倫為了遏制希特勒的侵略，除非能使兩個西歐大國爭取到另一個大國作為盟國，他勢必要把英國置於一個極度危險的境地。因為當時張伯倫及其同僚不能指望同美國結盟，蘇聯就成了他們所能看到的唯一可能的主要盟國。但是看到有同蘇聯結盟的需要是一回事，而設法排除障礙來實現它又是一回事。反對派在批評政府方面是有弱點的，這就是它們並未正視這些困難。蘇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