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它已投身於一場為了國家生存的殊死鬥爭。張伯倫也支援財政部，或者至少他沒有對它進行指示，因為他確信“照常辦事”的政策，除了他本人和他所熟悉的商界感到愜意外，對國家利益也是相宜的。誠然有人可以爭辯說，如果戰爭來臨，它很可能會採取在經濟持久力方面進行一場競賽的形式。但是英國的這種說法對於東歐的一些國家來說，只是一種徒增煩惱的慰藉，因為遠在提供保證的英倫島國的經濟資源耗竭以前，它們很可能已被德國軍隊所佔領了。在下一階段，當英國又必須辦理同樣的事，開出英國可能向共同事業提供的物質捐助的清單，但對方已不是貝克或加芬庫而是斯大林時，英國提議在對德戰爭中它要投入法國戰線的是為數少得可憐的幾個師的兵力，這種情況的揭露，不僅可以幫助說明斯大林在1939年8月23至24日同希特勒所作的交易，而且也能幫助說明斯大林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態度。

上面考查過的那些錯誤觀念和錯誤判斷，也很能說明英國從1939年3且17日到1940年夏天期間在張伯倫的領導下所遭受的災難。然而，如果說張伯倫及其同僚差一點把他們的國家帶入絕境，責任則不能只由他們承擔，再則也得到了補償，他們的國家為此還要感激他們。反對黨工黨應分擔責任，因為它雖說一直在要求採取更富於戰鬥性的姿態來反抗希特勒，但它仍在使張伯倫的慢似牛步的重整軍備運動更加遲緩。英國從張伯倫的政策所招致的令人震驚的危險中得到的補償，是免除了承擔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罪責。1939年9月10日張伯倫在致其姊姊的函中寫道：“未能保衛住和平當然是一件令人傷心的失望事情，但我知道我所作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已使舉世確信，這完全不能歸罪於我們方面。我們意識到我們在道德上是做得對的，這是我們方面的一項巨大力量，而德國人則不可能有這種意識。”

曾經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餘波的“戰罪”誰屬的爭論，此時已不可能再度出現了；如果希特勒將黑旗升到德國的桅頂，那麼張伯倫就在該處揭露它。英國這樣來辯白其清白無辜所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但從事情的性質來說，這個代價或許已無法再低了。然而判定清白無辜並不能同時開釋責任；因此仍然應該問一問：如果在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1931年9月18…19日到張伯倫對德宣戰的1939年9月3日這一期間，掌握英國政策的是丘吉爾而不是鮑德溫和張伯倫，那麼英國的治國之才能不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呢？是不是英國的政治家有能力去阻止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僅僅英國和法國的聯合力量是不足以阻止希特勒統治世界的野心的，這在事後看來似乎是明顯的。如果希特勒最終遇到了西歐列強和俄國的防禦聯盟，他是否能被遏制住呢？如果法國和英國的政治家們把這個聯盟作為他們壓倒一切的目的，如果他們專心致志地追求這一目的，那麼這個聯盟行得通嗎？如果我們懷疑，甚至丘吉爾也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那麼我們會得出最後責任要落在美國肩上的結論嗎？當華盛頓的參議院在1919年沒有批准國際聯盟的盟約時，它是否譴責過包括它本國在內的全世界打了“一場不必要的戰爭”？參議院的表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威爾遜總統的固執？除非我們能夠答覆這一連串令人迷惑的問題，張伯倫的責任是不容易確定的。

英國對希特勒挑戰的反應之所以不夠強，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舉國在看法上和目的上有著分歧。直到1940年5月10日丘吉爾接替張伯倫擔任首相職務時全國才團結起來；張伯倫從未享有過由於法國的陷落而落到丘吉爾頭上的那個有利條件。當德國軍隊佔領了可望見英國多佛的法國各港口時，當德國空軍飛臨英國東南部上空時，英國人民終於被迫認識到他們只有透過聯合一致的努力才能挽救他們自己。但是這需要出現一場如此重大而又緊迫的危險才能使他們看清真相，而這一真相在張伯倫接替鮑德溫之前，並且實際上是從日本於1931年9月在中國東北發動戰爭以後就是非常明顯的了。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得到解決以來，英國對外政策上就一直存在著意見分歧，只是尚未表面化而已。舉國在兩個問題上意見是真正一致的：英國無意進攻任何其他國家，英國也十分渴望，不要為了保衛自己或他人而不得不再去作戰。在二十年代，英國大多數人民口頭上也贊成體現在國際聯盟中的集體安全原則；但是這個原則從來沒有被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保守黨人或具有和平主義思想的左派代表們所衷心接受過，對於許多有保守黨想法的人來說，集體安全這個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