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提出的兩項條件（從俄國人的觀點來說，兩者都是合理的）是：英國應當對在西歐開闢那個後來被稱為“第二戰場”的行動作出巨大貢獻；以及英國和法國應當讓蘇聯自由行動，搶在德國之先去佔領橫亙在蘇聯和德國之間的那些小國。蘇聯政府不願意接受西歐列強的那些條件而被束縛住手腳，根據這些條件蘇聯就可能要承受一場歐洲陸上戰爭的全部壓力，這樣也就可能迫使紅軍在俄國土地上等候德國的進攻，而不是走出去，在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羅馬尼亞境內迎擊它。英國的工黨和自由黨反對派這時還不願以舉國一致的努力來進行重整軍備；我們可以推測，如果張伯倫獲得同蘇聯的結盟，而付出的代價是讓蘇聯政府自由行動，在違反東歐國家的意志的情況下去幹預它們，那麼整個反對派，包括保守黨的一翼在內，將會提出抗議，即使這種干預可以被證明是一種必要的手段，能夠有效地威懾、搶先阻止或抵抗德國在這個地區的進一步侵略。

要領會下院的辯論，就必須牢記這些考慮，因為這些因素在暴露政府政策的不得人心方面，比揭示反對派批評中的缺陷方面更為顯著。

在由於張伯倫3月15日的演說而引起的下院辯論中，當然只能指望從他的反對派口裡發出一連串這樣的宣告：這位首相的個人品格和任期是走向全國團結的主要障礙。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在這位首相於3月17日在伯明翰作了正式打消前言的演說，接著又於3月31日在下院發表了英國已向波蘭提供保證這一轟動全國的宣告之後，4月3日在下院竟然還是有不信任的發言，不僅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強烈地宣稱不信任，而且阿瑟·格林伍德也在具有政治家風度的和建設性的演說（這場辯論就是由他這篇演說開始的）中宣佈了這一點。格林伍德和克里普斯於3月19日和艾德禮於24日在外地各處發表的演說中都再次堅持表明了同樣的情緒。

在張伯倫擔任首相的最後十五個月裡，他在矛盾的心情下使得那些將成為他的支持者的人和勢不兩立的反對者都感到沮喪的新發生的事件中，有兩起是在1939年3月17日向希特勒發出警告到同月31日發表當時已是既成事實的英國向波蘭提供保證這一宣告之間的兩個星期內發生的。

這兩起事件中的頭一件是國內政治上的一個插曲。為了實施艾登於3月15日提出的團結與行動的號召，艾登本人和丘吉爾，連同議會內支援首相的其他三十二人（其中除三人外都是保守黨成員），於3月28日在下院提出一項題為“應付當前危險的舉國一致的努力”的提案，以支援“最近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概括說明的那項外交政策的強有力的執行”。他們要求，“為了這一任務，應當在儘可能廣泛的基礎上組織一個民族政府，這一政府應被賦予調動全國的工業、財富和人力的充分權力，以便這個國家能夠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作出最大限度的軍事努力”。

因此在3月29日，議會中至少另有一百七十七位支援首相的人提出一項對立的動議，宣稱“本院肯定它對首相的完全信任，反對在此危急時刻破壞本院和全國對首相及政府的信任的任何企圖”。

在4月3日的辯論過後，保守黨少數派的動議撤回了，這一次保守黨兩翼相對力量的最新較量，對反對黨工黨來說，也是有同樣的意義的。

同一時期內的第二個事件是在軍備競賽這個領域內發生的。20日的《泰晤士報》發表了亞歷山大·羅傑爵士19日的一封信，信中說，即使在首相17日的“偉大演說”之後，“人們還是留下了不安的感覺，感到演說、照會和抗議都無濟於事，為了阻止德國統治者毫無阻礙地推行其強權政治的政策，必須做一些事情出來”。作者提出一項切實可行的對抗措施，即所有民主國家都應停止同德國進行貿易，這封信在報刊上引起了贊成和反對兩方面的熱烈的通訊和討論，表明它已惹起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贊成亞歷山大·羅傑爵士建議的事例，是在3月28日的《金融新聞》上以題為“為何幫助德國武裝”的社論發表的。但是這個建議30日在下院遭到首相的冷遇。來自東沃爾弗漢普頓的議員傑弗裡·曼德詢問首相，他是否“認為同自治領和友好國家一道立即採取行動，以制止它們所擁有的、對德國重整軍備十分重要的物資進入德國，並在這裡制定必要的立法，是可取的”。張伯倫先生的回答只是：“不，先生。”

當1939年4月3日下院辯論英國對波蘭提供保證這個問題時，格林伍德、辛克萊、丘吉爾、勞合…喬治、艾登、普賴斯和道爾頓等人都相繼指出英國自身目前處境的極其危險可慮，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