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感到震驚。在一個號稱公開外交的時代裡，法波軍事協定條款的隱秘性質在自以為公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心靈中，引起了最不吉利的猜測。然而，根據法國駐華沙大使所述，在希特勒於1939年3月15日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兩個月，1921年的法波軍事協定由於缺少軍事專家之間的技術性會談，仍未獲得履行，因為不舉行上述會談，這種協定只不過是一次學術性的演習，它在政治上是頗易引起爭議的。在慕尼黑危機到1939年3月15日之間，法國駐華沙大使萊昂·諾埃爾告訴我們，他曾催促法國外長喬治·博內批准進行一次談判來設法減少法國現在對波蘭承擔的義務，目的在於至少要縮小下述兩者之間可以預見到的差距：一方面是法國承諾必須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面是如果一旦最後關頭到來時它大概可能要採取的行動。但是達拉第政府——締結慕尼黑協定的政府——正期待要在最近的將來增強法國“對波蘭的義務：他們正準備要採取的行動在某種意義上是違揹他們的真實意圖的”。諾埃爾關於法波關係的敘述，暴露了他對達拉第政府（特別是對博內）懷有很大的偏見，而他的一些指責如說雙方參謀部之間沒有接觸，法國政府沒有打算把它對波蘭的承諾限制在法國能夠履行的義務之內等等，看來都是言過其實；但是法國對波蘭的政策肯定並未失之於過分坦率，在諾埃爾的下列敘述中可能包含著真相，他說1938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私人會晤上，博內對他講了許多話，說根據他對條約原文的理解，法國和波蘭之間的現行安排中“有著很多漏洞”，足以使法國能夠在不論發生什麼事的情況下免受戰爭的危險。

裡賓特洛甫在1939年7月13日致博內的親筆函中也有一則宣告：

1938年12月6日我們在巴黎的討論中，特別同意了下述一點：尊重每一方的重大利益是將來發展良好的德法關係的先決條件和原則。在這個時機，我曾明確地提到東歐是德國的利益範圍，而您……此時也強調你方的觀點，說自從慕尼黑會議以來，法國對東歐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德國方面作出這種宣告並不是頭一遭。基於同樣的理由，裡賓特洛甫因博內於1939年1月26日在巴黎向國民議會重申法國對波蘭和蘇聯所承擔的義務，就親自向諾埃爾和法國駐柏林大使庫隆德勒提出抗議；魏茨澤克在1939年3月18日也以同樣的辯解責難庫隆德勒，當時這位法國大使因德國覆滅捷克斯洛伐克，正打算將法國政府17日的抗議照會遞交給他。

博內在給庫隆德勒關於1939年3月18日事件的信函中極力否定德國的辯解，他於7月21日致書裡賓特洛甫再度予以否定。他兩次重複宣告：他於1938年12月6日當著目擊者之面曾告訴裡賓特洛甫說，現行的法波協定和法俄協定始終不受新的法德協定的影響；關於曾發生過什麼和未發生過什麼的這一敘述，他在1948年出版的關於他主持法國外交部的記述中更詳盡地作了重複說明——並且明確宣告，1938年12月6日他同裡賓特洛甫的會晤有法國外交部秘書長亞歷克西·萊熱在座，而且是他同裡賓特洛甫舉行的僅有的一次會談。就博內所作斷言本身是實事求是的這一點而言，諾埃爾在記述和討論這一爭論時並未提出爭議；然而他卻聲稱——這與博內自己後來發表的關於這方面的宣告恰恰相反——在博內和裡賓特洛甫之間尚有另一次會談，當時無目擊者在場，也無紀錄可尋。他又暗示說，不管博內可能說過些什麼或可能沒有說過些什麼，德國人也許已經真正地從博內的一般表情中獲得了一種印象：單就法國一國而言，德國人現在事實上已可在東方自由行動了。

諾埃爾的暗示是說——如果我們對於象博內本人那樣並非超然的觀察家的論述給以任何重視的話——博內可能打算使法波條約以及1921年的軍事協定單方面起作用，僅對法國一方有利。假定在希特勒的日程上波蘭是德國侵略的下一個犧牲者，博內可能自以為他能找到一個律師的託詞，宣稱對於法國而言並未發生條約中所提到的情況。反之，假定法國註定要成為德國下一次打擊的物件，他可能希望由於波蘭民族具有的那種衝動的、浪漫的、俠義的、尤其是排德狂的性格，將會驅使波蘭參戰，而不給貝克以機會來對法國施展象博內本人可能存心要玩弄波蘭的那種詭計。

法國的確有充分理由害怕希特勒的下一次侵略行動可能直接指向它自己。希特勒的政策自始至終是機會主義的；這一政策的機動靈活性是它的長期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反覆無常地改變態度一貫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戲——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