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在他於1934年1月26日和波蘭的交易上，不久又要表現在他同蘇聯行將進行的交易上——這種政策在實行民主管理的國家裡是太不得人心了，太感到難以捉摸了，或者簡直是太令人震驚了，以致在政治中很難行得通。毀滅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德國運用策略的自由看來幾乎是無限制的。就象法國大使庫隆德勒在1939年3月19日所報告的，德國宣傳部一位官員在柏林曾向一位法國人說過：“在我們面前有這麼多敞開著的大門，有這麼多可能辦到的事，以致我們再也無法知道應該走哪一條道路，採取哪一個方向”。法國是否將被德國選作下一次侵略的物件？只要希特勒的行動是受他的情緒所支配（他的行動部分是這樣的），法國可能在本來是十分令人沮喪的考慮中得到安慰，因為希特勒對法國的敵意已從《我的奮鬥》中所表達的最高點顯而易見地下降了，這是由於法國已經被考驗過，並被發現它沒有能力阻止這一謾罵的作者去逐步實現其作為德國獨裁者的野心。但是這種考慮並不能消除法國所畏懼的危險；因為冷靜的戰略分析可能仍會勸告希特勒，先把法國打翻在地，然後離開西方，象另一個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一樣，馳騁於東方的遼闊地區，以追求為德國爭取生存空間的幻景。

誠然，希特勒進攻法國，很可能導致他也同英國作戰，然而毫無疑問，在1939年，和在1940年一樣，他藐視英國在歐洲大陸上有效作戰的能力，如果一旦法國喪失了戰鬥力的話。他認為如果他終於要東進，那麼擊潰法國就會有效地解除他承認他所最害怕的那個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的威脅。但是，如果希特勒確實害怕在兩條戰線上發生戰爭，那麼法國仍可希望從法波聯盟中得到好處。如果由於現存的法波協定，法國利用其外交手腕能夠穩住波蘭，使它在德國攻擊法國的情況下襲擊德國的東面邊界，那麼希特勒厭惡同時在兩線作戰這一點，難道不也許可以阻止他在此刻進攻法國嗎？

如果法國政府在此階段真的指望把波蘭的軍事力量作為它在拚命尋求安全時的一份資產，那麼它的疏於核查波蘭軍備的真實情況就益發令人吃驚了。據博內說，1939年8月23日，那是在俄德締結協定之後和戰爭爆發前夕，國防軍參謀長甘末林將軍就已告知法國政府，說波蘭在德國的攻擊下能夠堅持到1940年春天。另一方面，甘末林在其回憶錄中說，除非獲得俄國的支援，波蘭進行長期抵抗是不可想象的。不管甘末林可能或可能沒有說過和想過些什麼，法國政府肯定能夠在任何時候從其軍事顧問方面得出關於波蘭軍事弱點的準確判斷。

博內沒有能夠從其軍事顧問處認識到（而希特勒則能夠從他自己的軍事顧問處認識到），1939年的波蘭是經不住和德國作戰的，正象一個以獵槍武裝起來的運動員不可能同經過訓練的虎式坦克手作戰一樣，單就這一點來說，博內也未必能比張伯倫得到更多的寬恕。

對於義大利軍事實力的估計，法國和英國政府也是完全離了譜，而希特勒則照樣有著準確的情報。法國嚴肅地對待1938年11月30日義大利議會中大事張揚的義大利對法國的領土要求，認為這是義大利可能在不遠的日子裡進攻法國的先兆；如果義大利戰鬥部隊的軍事素質確實配得上它已在1939年3月獲得的對法戰略優勢，那麼法國對於義大利的佔上風感到擔憂是有理由的。西班牙內戰中曾幫助軸心國的國家主義門徒們取得勝利的義大利軍隊，仍然沒有撤離西班牙，因為他們要遵循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諒解條款；1939年4月又出現了謠傳——雖未證實，但卻擾亂了法國人心——說義大利軍隊非但沒有撤離，反而還在增援。只要義大利在西班牙本土，在巴利阿里群島，以及在它自己的領域撒丁、西西里和潘特萊里亞島上保持著據點，它就控制了介乎法國本土和西北非的法國兵源之間的一些法國主要交通線。在德國從東北方面進攻法國的同時，義大利也可能一面從的黎波里塔里亞向突尼西亞進攻，另一面又從西班牙一側的比利牛斯山向法國本上進攻，法國是害怕出現這種局面的。法國對於義大利軍隊的驍勇和激昂所發生的錯覺，是義大利的盟邦德國或者義大利人自己所從來不曾有過的（除了墨索里尼這個唯一的然而卻是不幸的例外）；然而法國對於想象中的義大利入侵危險所懷有的強烈恐懼感，成了1939年3月15日以後法國人心理狀態中非常有利於德國的一個因素。

這就是法國國民議會在1939年3月17日和18日辯論時的心理背景，而這場辯論是法國對德國在三天之前覆滅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首次正式公開反擊。辯論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