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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在1939年的軟弱和在1940年的崩潰，其原因只有一部分是由於國內政治舞臺上的階級鬥爭。它對它的國際處境感到沮喪失望是其失敗主義的另一原因；而這種沮喪失望是有其歷史根源的，這一情況在同時代的英國曆史上是找不到的。

法國從來沒有真正地從1870…1871年民族大災難的衝擊中恢復過來，當時，它在成了長達兩個世紀的歐洲唯一最強大的國家，而且不時地成為歐洲大陸其餘部分聯合力量的對手之後，不僅出乎意料地、很不光彩地為普魯士所擊敗，而且從那時起由於一個統一的德國新巨人雄視在它的東北邊界，它長久以來感到自己是相形見絀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後敗北，以及隨之而來的歸還法國暫時喪失的阿爾薩斯…洛林領土，並沒有治好法國那種心理上的創傷。象荷蘭人在1713年一樣，法國人在1918年意識到，他們可能已被征服（就法國情況而言，這是半個世紀內的第二次），如果世界其他部分不來救援他們。他們也意識到，雖然他們的國家在最前線遭受最嚴重的打擊，而且在巨人似的敵手的進攻面前首當其衝，從而維護了法國的榮譽，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國力消耗，使得它同它的前盟國或者甚至同正式被擊敗的前敵國比較起來，處於相對衰弱的狀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英國——部分是由於遲鈍與理想主義的融合，部分是因為對法國的墮落懷有難以理解的憤怒，其根源則在於有理由的且未解除的對法國的恐懼——已經把事情搞得極糟，以致完成了德國挫傷法國心靈的工作，因為英國裝出了一副畢竟站不住腳的不介入大陸事務的態度，這使得法國在急於尋求安全時所希望獲得的英國同情和支援完全落空。

英國所懷有的那種“不受約束”的幻想和法國那種垂頭喪氣的現實，已經在慕尼黑危機時英國政治手腕所表現的新景象中暴露了出來，當時英國政治家們在直接關係到法國一個東歐盟國的歐洲大陸事務問題上領導著英法的聯合行動。在直到那時為止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內，法國通常以為英法對歐洲大陸的政策是由它來定調子的。至於英國，它對於歐洲大陸的任何事務，一般是滿足於或者“聽任法國去處理”，或者對法國的行動提出理論性的抗議，作為一種變通方式來強調說明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個論點：除了有關法國的東側邊界和低地國家以外，英國對歐洲大陸事務不感興趣，沒有責任，尤其是不承擔義務。1938年秋，甚至英國的一些孤立主義者和綏靖主義者也突然覺悟到這樣一個真理，即如果他們不打算讓歐洲大陸事務把他們捲入一場歐洲戰爭，現在他們就必須精神抖擻地振作起來，而張伯倫自己則感到他不能讓這方面的事由他的法國夥伴來作主。在一次歐洲大陸危機中由英國掌握英法聯合行動的領導權，這是六個月前國際景象中的一個顯著新特色，現在又在英法對付希特勒1939年3月14…15日新挑戰的場合中再度出現了。

在法國，與英國不同，這些驚人的、不祥的新惡耗並未引起其態度方面的任何重大改變，因為這時法國的消沉失望已轉變為癱瘓了。三十年代中葉的一個日子裡，一位巴黎的教授對本文的作者說：“在法國這兒，我們只是等待著突然打擊的來臨。”由於是這樣的心情，所以法國政府表現得似乎相信，利用外表上預示將要採取行動的言辭和姿態，就能達到目的，就能代替所要採取的行動。因此，他們形式上再次表態要採取行動，可是事實上並未下決心要真的採取行動，如果事態表明別無他法可以制止希特勒向前進軍的話。他們甚至從未認真地同那些東歐同盟國家進行密切聯絡，這些盟國曾被他們視作他們的生命線，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想取得英美保證的期望終於落了空。

對於法國在困難中被講英語的兩個大國拋棄後，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努力另找其他盟國的做法，那些吹毛求疵的“盎格魯撒克遜”批評家們，當1921年2月19日法國、波蘭締結軍事協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