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不必把行將過時的工廠裝置無限期地儲存下去，就此而言他們也不凍結現狀和阻撓進步，他們的目的更確切地說是分別做到“有秩序的撤退”和“有秩序的前進”。在一國之內獲得區域性的社會內聚力是一回事，要消滅所有導源於外部競爭而對內部穩定產生的不利反響，則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假定這些壟斷聯合體足夠強大，那末它們就不難使政府相信，在一個迅速變化的世界裡，為了確保有秩序地進行調整和取得進展，實行保護貿易制度是合乎社會需要的。

這種伴隨著工業化而來的社會氣候的變化，壟斷組織的發展，以及保護貿易制度，各國均不相同。這個變化有代表性的一點是，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世界貿易是同世界工業生產的擴大以同一步調增長的，而在二十世紀的頭三十年，貿易增長率卻落後於生產的增長率，第四個十年更是停滯，乃至下降。

但最令人驚訝的是，雖然1938年世界貿易量超過1913年大約百分之十三，成熟的工業國家的貿易卻絕對下降。例如，英國和德國的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二，法國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一，而美國的出口量則增加了五分之一。但甚至美國也在1929年至1936…1938年之間的這一時期出口量縮減過四分之一。更驚人的是，英國出口量的下降全是因為它同世界上的工業化國家和正在工業化的國家的貿易減少了一半，亦即同歐洲的工業化國家、美國，日本、蘇聯和印度的貿易銳減的緣故。它向三個正在迅速工業化的國家即印度、日本和蘇聯的出口實際上減少了三分之二。另一個說明較老的國家在世界貿易中地位變化的方法是記住這樣一個事實，即歐洲所佔的份額已由1900年的百分之六十六下降為1937年的百分之五十二。

那末，較老的工業國家把機器出口給世界的其餘部分就是在破壞出口國自己的長遠利益，這難道不是真的嗎？斯彭格勒指控西方人民把他們的技術傳給亞洲人，說那是在背叛他們自己的文化併為西方世界不可避免的衰落鋪平道路，這種說法難道沒有某些正當的理由嗎？

總的說來，支援這些指控的證據是不足的，不過，從成熟的工業國家的經歷來看，卻也並不叫人寬心。它們是否會逆流而行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它們過去從國際專業化中得到過巨大的好處，而它們現在也沒有保護它們原先的技術壟斷的手段。

某些當代的觀察家評論說，隨著緊挨西方世界周圍的開放邊疆的消滅，隨著開放空間的填補完畢，人同物質自然界的鬥爭必定要被競爭著的人類社會之間的政治鬥爭所代替。這個結論過分悲觀。但變得明顯的是，工業基礎鞏固的國家正象它們現在這樣，面臨的局面是從前不斷開啟新市場的情況已不復存在，國內人口增長速度放慢或固定不變，以及外國在它們的國內外市場加強競爭的威脅，因而它們會被迫接受在其工業中作非常痛苦的調整。它們緩和這些調整的一個權宜之計便是採取保護措施。

可是結果是，旨在便於有秩序的調整而徵收的關稅，象那些旨在保護年輕工業而設立的關稅一樣，往往蛻變為保護低效率的工具。某些國家推行經濟民族主義的政治目的是直率宣佈的。早在1930年國際行為準則徹底崩潰很久以前，德國——以及其他某些工業國家——透過一些蓄意採取的措施，從關稅到補助金都有，企圖為它的經濟保留一個廣闊的農業基礎。工業國家的這種政策在許多農產品生產領域提高了生產率的同時，導致了生產過剩和農產品價格的嚴重下跌。雖然在1927年和1933年之間貿易條件變得對英國、德國、美國和法國非常有利，但只有農業在其經濟中是個最小部門的國家英國才充分得到了這個好處。在象德國那樣既得利益集團強大的國家裡，根本就不想以任何有秩序的方式去拆除支撐農業的人為支架。相反，出於政治原因，農業得到更多的援助，儘管這些工業國家裡的貿易條件的有利趨勢部分地一直維持到1937年。顯然，這種經濟民族主義對世界貿易是具有抑制影響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貿易條件已經變得對包括蘇聯、義大利和日本在內的生產初級產品的國家不利。所以這些國家現在用一切可能的刺激手段去促進它們自己國家的工業化。在蘇聯——但日本不是這樣——工業化的同時是伴隨著進口量的下降的。加以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工業化是經過有意計劃要實現自給自足的，所以世界生產和世界貿易之間的差距便不可避免要擴大了。

然而，經濟民族主義除有政治根源外，也還有真正的技術方面的根源。這就是說，世界貿易的相對衰落雖然多半要歸咎於壟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