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就愈大。在這種內部發展以及隨後的對外貿易擴張的過程中，有愈來愈多的“開放邊界”被越過，亞洲的人口稠密地區以及美洲大陸和大洋洲人口稀少的領土被開啟。世界經濟的金字塔在高度增加的同時也拓寬了它的基礎。但是貿易的這種從最早的製造業國家作離心方向的擴張，創造了在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的外圍建立新的工業中心的有利條件。因此，世界貿易的擴大和加強刺激了比較遙遠的國度的工業化和經濟結構改革。隨著更多的國家被捲入世界貿易體系並實行了工業化，這些國家也就開始在它們相對說來佔有成本上最有利條件的那些生產行業中實行專業化。大體說來，效率上相對差別的存在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從國際貿易中得到好處，因而在這種自由國際交換制度下，無論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或是其中的個別國家，其經濟利益往往是朝同一方向發展的。

但還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這些力量使得從世界貿易體系得到的好處分配不均。這裡只能談一談幾種這樣的力量。在晚近階段才被捲入世界貿易體系而且僅僅依靠私人企業積極性的國家發現，要建立那些它們似乎擁有某些“天然優勢”的工業並非易事。較老的國家有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臻於完善的運輸、信貸和銷售組織，因而能吸引它們的“天然優勢”根本不算最好的那些較新的工業。正如皮古所說，在自由貿易制度裡，基礎鞏固的工業國家的有利條件要比新來的競爭者多千種，而如果聽任事情“自然”發展，那末年輕國家的“潛在”力量的開發也許會被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民族經濟的利益而實行保護貿易制度便有了強有力的理由。

在某些年輕的國家裡，私人企業由於缺乏資本，不能開發潛在的生產資源，國家就擔負起企業家的職能，而不是僅僅為私人企業維持秩序了。日本就是這樣的例子。有人談到十九世紀後期日本的紡紗工業時說，“政府是這一工業孜孜不倦的革新者。……在提供資本方面，國家佔主要地位；實際上當時所有引人注目的擴張都是直接或間接由國家提供資金的。”一般說來，如果由於國家的刺激，規模較大的生產最終提高了效率，那末對於國際專業化和合作是沒有害處的。但是生產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提高生產率，抑或僅僅是為了威望和軍事目的，則很難區分。許多歐洲國家的工業是在本來會經受不住公開的國際競爭考驗的兩次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美國和日本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都能夠生產汽車、打字機和化學品，而且在較低的價格幅度上具有相當的質量。但是儘管日本工資標準低得多，還是要有高度的保護措施，才能防止同類的美國產品完全統治日本市場。

這是一個困境。新生工業有一個習性，即使它們的規模擴大了，也還是要依賴在它們誕生時援助過它們的支持者。但這種保護為什麼要繼續下去，而且，較老的國家既然維持低效率肯定不符合它們的利益，那為什麼也採取保護措施呢？

解答必須從這些國家各國內部的經濟和社會氣候的變化方面去找。隨著工業的發展，組成這些工業的各家公司在競爭的角逐中便面臨著嚴重的風險。擁有和經營一家工廠的人除非運用他的才智，便無安全可言。為了在市場上立足而不至於被迫歇業，他就得緊緊跟上最新的技術發展。他必須透過降低成本的辦法保持住他的公司的效率。只有那些不斷創造新的生存條件的人才能堅持下去，那些落在後面的就被摧毀了。這個“創造性的破壞”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現實。生意第一，生意最重要，乃是一種沒有人能夠躲避得開的教義。在一個冷酷無情的世界裡，軟弱是不行的。對現實的清醒估計和為效率而奮鬥——不論用什麼方法，亦不論付出多少的人所能及的努力來提高效率——便是求得生存的唯一道路。在這場鬥爭的過程中，所有社會的內聚力破壞殆盡，而那些確乎生存下來的人所得到的報償便是財富的積聚。

隨著市場的擴大，商業的報償和風險都增加了。隨著更多的國家被捲入世界貿易體系，老的工業國家在開始的時候積累起鉅額財富，但是一旦“正在工業化的”國家在某些活動部門推進到足以在它們的國內市場向較老的工業國家提出挑戰的時候，重點就從利潤轉到了風險。隨著在比較成熟的工業國家裡競爭的加劇，企業家在看到沒有希望把他們的營業擴大到獨家壟斷的規模時，就愈來愈熱切地希望得到安全，希望把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這就導致在商人中間成立貿易聯盟和卡特爾，目的是要區域性地，即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調節和控制競爭。

在這種組織從一開始便不存在的地方，既得利益者組織起來了。這些壟斷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