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實現法國安全的和平，“透過割去領土及其他措施削減其人口，但主要的是它的經濟體制必須摧毀，因為它就是依靠這一體制取得新的實力的，那是一個建立在鐵、煤和交通運輸上的巨大結構”。暫且引用勞合·喬治過時的見解：法國的政治家們，一心要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在制訂條約中）削弱德國的潛在力量。任何可以想象的和平都會讓那個可怕的敵人擁有大大超過法國的人口。……在我所見過的法國政治家中，從沒有一個考慮過德國和法國可能成為朋友。

決心抑制德國工業實力，是法國奉行的一項政策，它是由於法國遭受了特別巨大的流血犧牲和破壞而產生的，而在和約的賠償條款中也有所體現。然而見識廣博的對這些條款的批評者當時認為，（1）交納這樣鉅額的賠款是行不通的，（2）負擔過重，會妨礙德國的恢復，從而也會妨礙歐洲的繁榮，這些觀點後來促使對賠償義務作了相當大的修改。但是，在作出這些改變以前，無論是已繳付的實際數額，抑或是收取賠款的方法，都促使德國貨幣徹底崩潰，造成持久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只是根據道威斯解決辦法——即，正是“因為缺乏迦太基式的和平”——對德國的債務作了修改，德國的工業實力到了1929年才不但恢復到戰前水平，而且大大地超過了。魏瑪共和國的經濟是如何使自己適應於戰後的條件的呢？

概括地說，德國的重建任務同其他交戰國面臨的重建任務相似，它得補償裝置的損耗，庫存的虧空和根據停戰協定所承受的船隻和車輛等等的損失。這些重建方面的要求不僅同消費者的需求發生矛盾，而且同外國的賠償要求發生矛盾。但要在沒有以外國貸款為形式的任何援助的情況下滿足賠償要求，就有必要透過稅收和儲蓄的有秩序的方式，或者透過通貨膨脹的無秩序的方式，削減或推遲物質重建和消費。但是隻要價格繼續上升得比收入快，通貨膨脹就只能削減消費。一旦人們開始害怕並預料會發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作為一個抑制消費的手段，其作用會愈來愈小。這種局面實際上在1922年秋和1923年底之間便在德國出現了。

在極度通貨膨脹到來之前，德國工業恢復得十分出色。到了1922年底，它的工業生產已恢復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以魏瑪共和國區域作為這兩個時期局勢對比的基礎）。資本貨物的生產量自1919年以來已經增加了一倍，鋼鐵產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水泥生產和房屋建築幾乎增加了兩倍，而船舶建造增加了兩倍以上。專家們提交給道威斯賠償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德國的港口和運河自1919年以來已大大擴充套件，鐵路網擴大了，電話和電報系統裝備了最現代的裝置，工業的許多部門由於建立了新的工廠和安裝了最新的裝置，能夠比戰前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這個重建和投資的鼎盛期首先是由政府的花費開始的。到了1921年年中，政府支出確實很高，單是預算赤字就超過了全部歲入。赤字開支導致在一些工程中重新僱傭復員軍人，這些工程一部分旨在緩和各種原料的奇缺（如開採新的褐煤、煤和劣質礦藏），一部分為了改善運輸和交通系統的混亂狀態。許多原料貨源不暢，尤其是糧食和消費品的絕對短缺導致了國內價格上漲；價格雖然還算公道，但刺激了生產；不過與此同時，由於這對收入的再分配產生了有利於利潤的影響，實際消費被保持在低水平，而重建的速度則加快了。在這第一階段，賠款主要以實物支付，尤其是以煤支付，雖然德國的國際收支是逆差，但馬克的對外價格並沒有發生明顯的下跌。

第二階段逐漸引入極度通貨膨脹時期，那是由於要求在1921年8月以前繳付第一批鉅額現金賠款一事開始的。即使沒有提出這個要求，德國在第二階段的頭幾個月裡外匯結存也已出現赤字，其速度超過了每年十億金馬克。由於交割了又一筆十億金馬克的賠款，馬克的交換價值的貶值在沒有相應地增加出口或削減進口的情況下必定是相當大的。除了需要履行這個賠償責任外，幾個月以後，國聯行政院又作出瓜分西里西亞的決定，結果是，“在柏林的外匯市場上便出現了其猛烈程度勢不可當的一場大恐慌”。在第二階段中，政府把預算赤字縮小了相當多，以致在通貨膨脹中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已不是赤字開支，而是馬克交換價值的下跌。這就提高了生活費用，同時出現了要求增加工資的不可抗拒的壓力，並引起對貨幣的額外需求。確實，自1922年年中以後，政府赤字開支的削減被私人開支的大量增加抵銷了。雖然這一年7月暫時停止了用現金支付賠款，但對貨幣的信用已經嚴重動搖，普遍抽逃資金投入所謂“實際價值”（Sachw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