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對於大工業家和投機商來說，“儘可能多借債成了善於經營的準則之一：因為以後是用貶了值的貨幣去還債的。”受完全反常的刺激支配的大規模的濫用亂花表明了這種將資金抽逃到投入“實際價值”中去的現象。1922年下半年在發生這種抽逃資金的同時，出口卻沒有相應的增加——這部分地是因為外國的抵制。外貿額的這種變動直接造成了外匯收支的惡化和馬克的繼續貶值。

德國在這種絕望的情況下不履行它應以實物交付的賠款，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便佔領了魯爾。這一佔領引起了消極抵抗併產生兩個後果：由於第一，魯爾停止了生產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於帝國其餘部分的生產的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即因為魯爾不再交出煤、鋼和化學品以及帝國產品不能再在魯爾銷售而減少了活動力）；第二，帝國政府對消極抵抗的資助使預算赤字大大增加，致使“德國貨物和勞務總生產”災難性地下降。極度通貨膨脹和馬克的全面崩潰就不可避免了。一旦對通貨的信心喪失殆盡，外匯市場上的極度膨脹就象國內市場的情況一樣，再也限制不了消費，而是實際上刺激了消費。1923年，工業總產量降回到了1919年底的水平，大規模的失業現象普遍存在。

1923年11月的兩項決定性措施結束了極度通貨膨脹併成為新通貨穩定化的先導：第一項是穩定稅收，第二項是停止消極抵抗。但財政改革和初步的穩定化是伴隨著外援而來的，這種外援使德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受到某種外部控制，但它保證了最終的、持久的穩定。如果早一點提供這種援助並且也許還輔之以某種形式的控制——就象根據道威斯解決方案所採取的那樣——大概就可以使這個新共和國避免出現一個陷入貧困的、懷有敵意的中產階級的政治後果。

道威斯計劃作為一個解決賠款問題的臨時辦法，削減了德國每年的賠償債務，給了它一個喘息的時間以便真正恢復過來。正是在1924年至1928年這一時期，私人投資活動——只是在最後三年才有政府投資來補充——推動了經濟的恢復。在大約四百億帝國馬克的私人和國家投資總額中，三分之一用於增加被戰爭和通貨膨脹耗盡了的庫存，三分之二用於擴大工廠、運輸、住房和公用事業，以及用於德國工業生產工藝的合理化和機械化。這個時期的德國工業是根據美國模式制訂它的技術政策的，這種模式透過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生產總量並部分地減少僱傭人數。

真正阻礙進一步擴大生產的，既不是人力的短缺，也不是缺少可以利用的生產能力，而是缺乏原料。德國在整個這時期都賺不到所需外匯來支付進口品並用這些錢轉而滿足賠款要求，當時德國在交割賠款方面是分毫不差的。德國從未達到過它的戰前出口量，外匯收支長期存在赤字，所以只能靠向外國借債來維持它內部活動的現有水平。事實上正是靠了淨增它的對外債務，德國才為償還賠款和部分地為擴大工業生產能力並使之現代化籌得資金。頗費揣測的是，德國能否依靠直接限制進口和削減消費以大大減少它的外匯收支赤字。這類措施肯定會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要比民主國家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做到的對外貿更大程度上的控制，而協約國是沒有手段強制推行旨在削減消費的財政政策的，除非由一個協約國軍政府對這個主權共和國實行絕對控制。象法國人那樣說德國在道威斯計劃時期淨投資額為實際繳付的賠款額的三到五倍，因此有相當大的餘地可以叫它負擔更多得多的賠款，這樣論證是不夠的，應當表明的是，沒有外國對德國經濟生活極其嚴格的控制如何能把德國的投資或消費削減下去。透過榨取賠款，直到德國的資本不可能有任何增長的地步，這樣實現迦太基式的和平，也許“在經濟上是可能的”，但要假定：第一，已施行了外國控制，第二，世界的其餘部分願意接受鉅額的出口盈餘和對它們自己的經濟和對外貿易結構作必要的調整。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在短期內可供德國選擇的替代辦法將是藉助於外國援助把本國的生產力提高到一個效能很高的程度，使它最後能夠實現真正的出口盈餘，從而可以償還賠款、外債以及外債利息。這便是那些雖然不是全心全意，但卻也誠實地支援一項履行條約政策的政府所抱的意圖。但在這一點能在實際上得到檢驗之前，紙糊的房子早就倒塌了。德國的工業和經濟實力——到1928年至1929年的時候已比戰前強大——是建立在不穩定的金融基礎上的。最終破壞了德國金融基礎並瓦解了國際支付體系的，不在於賠款方面，不在於協約國之間的債務，而主要是由於某些原因制止了迄今一直資助了它們自己的出口盈餘的國家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