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它可能影響英國政府正在為同德、意達成一項協議所作的努力。張伯倫特別提到，他準備對義大利的佔領衣索比亞給予法律上的承認，作為一項總解決辦法的一部分。羅斯福鑑於英國政府有舉行直接談判的打算，於是在1月17日的一封信中同意推遲行動，但藉此對所說承認征服衣索比亞一節表示嚴重關切。

此時，艾登已於1月15日回到倫敦，聽到了張伯倫照會的措詞，感到非常不安。他運用他的影響在內閣會議上促成向華盛頓再度發電。在1月21日的電報中，對羅斯福總統的倡議表示熱烈歡迎（儘管對建議的步驟有所懷疑），並比較詳細地闡明英國在衣索比亞問題上的態度。然而，這些電報中比較熱誠的調子改變不了這一事實，即羅斯福所要求的“全力支援”顯然不能指望從英國政府得到了。

這一事件沒有（在那個時候也顯然不能）作為艾登提出辭職的原因來公諸於眾。但這一事件使艾登深信他和張伯倫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他已無法繼續留在張伯倫政府裡了。當時的英國首相事先不同自己的外交大臣磋商，便斷然拒絕美國總統的一項重大提議，這實際上是將他對其利益負有最高責任的這個國家的命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以及其餘人類的命運——押在他個人自以為是地作出的對希特勒的真正品格和意圖的胡亂猜測上。除非能夠絕對肯定希特勒是一個真正善良而信實可靠的人，才能證明當時處於張伯倫地位的那樣一位英國政治家對美國總統的這一“重大步驟”潑上“一盆冷水”是有理由的，這盆“冷水”有效地使羅斯福引導全體美國人民追隨他的行動陷於停頓，因為他們對當時國際現實如同張伯倫本人一樣茫無所知，而追隨羅斯福奉行的政策便會在國際天平上把具有美國巨大潛力的決定性籌碼投入和平的一邊。張伯倫方面要是作出贊同的答覆，就會使“美國的巨大力量捲入歐洲事務，不論是多麼嘗試性的”。後來公佈的德國會議詳細記錄表明，希特勒早在193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前夕已經作出了決定，也就是羅斯福的建議送達張伯倫之手的兩個月之前，這證明了丘吉爾的批評是對的：“我們必須把這一回拒絕——因為它確是拒絕——認作是喪失除戰爭外拯救世界免於暴政統治的最後一線希望。”

如果張伯倫對希特勒的目的的理解是無可辯駁地正確的話——而不是象一向所遭到的猛烈抨擊並終於被揭露出來的事實真相駁斥得體無完膚那樣——那末，在這一前提下，他為自己的政策作有力的辯護無疑是可以提供考慮的。首先，希特勒所說的目的是確保所有境外毗連地區操德語並具有德意志感情的人民在政治上併入第三帝國，如果始終設想希特勒的目的確在於此，而且僅止於此，只是為了這一目的的緣故，而不是把它作為達到進一步的無恥目的的踏腳石，那末，站在公平的立場上看來，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而且，希特勒接著採取的步驟是將奧地利和蘇臺德區併入第三帝國，這雖然已經明顯違犯了各項條約義務，並已（即使根據最寬容的判斷）構成破壞世界和平的極端不負責任的冒險行為，但也還有情有可原之處，其理由是：德國由於長期和痛苦的經驗，發現自己無法透過任何守法的、安全的或文明的常規取得在它看來明明是公平的待遇。同樣地，在世界裁軍會議註定要失敗這一點已經明確以後，還要堅持德國應繼續處於解除武裝狀態，這似乎也是不合理的。

而且，還有在這些事件上的強烈論爭，即反對為維護法律上的明文規定而執行國聯盟約所施加的制裁。在英聯邦本身就有一個以史末資將軍和洛西恩勳爵這樣的著名人物為代表的思想派別，他們在這個有爭議的問題上認為集體安全結構實際上已經行不通了。例如，已很清楚，現代戰爭的影響趨向於不可估量地擴大大國和小國之間的懸殊，不管小國加在一起數量上多得怎樣可怕，而集體安全這一結構單靠它們還是難以運轉的，而且這些小國必然膽小伯事，不敢採取主動去反對強大的侵略者，因此事實上制止侵略戰爭的擔子實質上必然要落到日益減少的幾個大國身上。而在世界諸大國中，德、意、日和美國已無庸考慮，而蘇聯又是聯合王國中持保守意見的人所懷疑的一個未知數。因此，在英國保守黨人看來，什麼都得靠英法兩國，這就是說，兩國必須步調一致，或者說，如果其中一國退縮不前，另一國務必跟著照辦，因為它們任何一國都不可能獨力承擔一項在當時的國際力量集結的形勢下即便是兩國共同努力也可能是難以勝任的任務。即便是一位熱情而忠誠地支援國聯的人，他也可能感到，由於其成員國在1935…1936年未能將維護國聯盟約以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