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再也不能並行不悖的時候，它就聽憑自己在社會上銷聲匿跡。

如果自我儲存的本能是指導一切的本能，那末，只要希特勒肯讓英國有產階級保持他們自己的收入和特權，英國有產階級就會讓希特勒去佔有整個世界了。可是，英國有產階級明知他們的行動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他們卻還是準備犧牲他們所有的一切，而不容許那個惡魔得逞。這能說是自私嗎？還沒有見過整個階級為這樣偉大的事業而自殺哩。

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加上首相的內閣同僚以及議會和選民中擁護他的人給予這一政策的支援——或許可以這樣解釋：它是一種人所共有並值得稱道的道義上的判斷同一種對嚴重事態估計錯誤的結合。張伯倫明顯地——而且顯然是真誠地——害怕戰爭，認為戰爭本身在道義上和在物質上都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惡。在這一點上。他是代表著絕大多數人民的，不但代表著聯合王國和英聯邦的各海外自治領的絕大多數人民，而且也代表著德、意、日疆界以外的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甚至代表著三大侵略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民。可以設想，如果舉行一次自由投票，不是問戰爭在道義上是否站得住腳，而是問投票者是要他們的政府把他們投入戰爭呢，抑或是讓他們避免這場苦難，那末，很可能大多數人都會投票據成維持和平的。但張伯倫對希特勒政策作出估計的依據就大可商榷了。他不願相信離英國諸島只有幾小時飛行距離的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竟然會有這麼一種和他張伯倫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觀，以致決定要為戰爭而發動一場戰爭。加之，他從表面價值上去看待希特勒一再重複的虛偽宣告，說什麼他的領土要求僅限於確保在對德國有利的地方實施民族自決原則，這個民族自決原則在1919…1920年的和平解決方案中的實施只有利於戰勝國，而沒有公正地同樣實施於會有利於戰敗國的地方。即便假定——張伯倫就是這樣假定的——希特勒的野心僅限於為德國取得某些至少在德國人看來也許是早該實行的公正措施，張伯倫也還是不願意相信在這有限範圍內出現的爭端是不能按常識以互諒互讓的方式來解決的。伯明翰的兩個商人可以用這種方式消除障礙而作成他們兩家商號之間的買賣，霍勒斯·威爾遜爵士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在白廳的勞工部裡對私人僱員和僱主之間的某項爭端進行排解，但是這種方式不能用之於希特勒。

誠然，張伯倫對希特勒的態度和意圖所抱的這種見解，是關係到他的政府和他的國家的存亡，乃至世界的命運的，但他之受到責難並不是因為在判斷上犯了錯誤，儘管十二年之後，在作者撰寫本章的時候，繳獲的德國官方檔案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了這個判斷錯誤確實是異乎尋常的。但是直到1939年3月14…15日的夜間，關於希特勒政策的底細，還是誰也沒有摸透。張伯倫在這一點上的過錯（而且肯定是一個嚴重的過錯）是，在象這樣一個公開的問題上，儘管各種可供選擇的答案——其中包括那個後來被證明是真理的不祥的答案——在戰前的那些危急的年代裡已在舉國上下積極展開討論，他卻對同自己意見相左的、不合口味的悲觀見解故意視而不見，儘管堅持並且頗有說服力地闡明這些見解的人是在外交事務上的閱歷與識見都遠過於首相本人的那些英國政治家，以及在憲法上有優先權提請首相注意對外政策問題的官方顧問們。

張伯倫不僅無視和否決了這樣有份量的不同意見，而且還憑著自認為是超級決斷的個人信念去冒巨大的、不可原諒的風險。一個典型例子便是其中還牽涉有兩位主要當事人的，不是別人，正是羅斯福和艾登。1939年2月21日，艾登在下院的辭職演說中提到他同張伯倫在一個與義大利無關的“極端重要的對外政策的決定”上有根本性的分歧。這個決定屬於什麼性質並沒有透露，但是到了這一年的5月，一家紐約報紙刊載了美國駐倫敦記者約瑟夫·德里斯科爾的一篇文章，說張伯倫和艾登曾在對美關係問題上意見不一致。6月20日，張伯倫在議會里拒絕提供任何有關他和艾登發生爭執的訊息，只是過了很久以後，事實真相才為大眾所知曉。其事如下：

1938年1月12日，艾登正在法國，倫敦收到了羅斯福的一份電報。羅斯福就邀請某些國家的政府代表到華盛頓共同探討國際局勢惡化的根本原因的一項建議，徵詢英國政府的意見。羅斯福暗示，如果，但只有如果該建議得到英國政府“熱誠贊同和全力支援”，他才會接著採取他設想中的下一個步驟，那就是向法國、德國和義大利政府提出同樣的建議。艾登還沒有回到倫敦，張伯倫就發了一封回電給羅斯福，建議推遲所提出的行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