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現實主義已經躲躲閃閃地變成了迂腐的自殺方式？佛羅倫薩的大師會對這個心理學和倫理學上的非常微妙的道理作出什麼樣的裁定呢？

1939年3月15日前夕，聯合王國的人民在對外政策問題上陷入了又深又嚴重的分裂。自1931年9月18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打進了第一個楔子以來，此種全國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擴大。爭吵並不限於政治，還涉及到道德觀。自1898…1902年南非戰爭時發生了“親布林人”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爭吵以來，在聯合王國的國內生活中還沒有任何事件可與這一次的爭吵相比擬。在南非戰爭時的爭吵中，也和這次一樣，一派自以為是地指責對方在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種刻毒誹謗的另一方，憤怨之餘，在自己內心裡卻未能十分了然地感覺到這種醜惡的指控純屬無稽之談。然而，1939年和1899年相比，在指控的內容上卻有一個令人感到辛辣的不同之處，這使人對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1899年的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的理由是非正義的，因而蒙受恥辱，但他們卻反唇相譏，嘲笑親布林人的非難者是不愛國的和平主義者，而1939年的綏靖者正是那些帝國主義者的不折不扣的後嗣，卻為著不願興正義之師而蒙受恥辱。他們也同樣反唇相譏，罵鼓吹集體安全者為好鬥的戰爭班子。

在1939年的這次分裂中，雙方都有著未解決的矛盾和同床異夢者。在原來是威爾遜陣營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許是大多數人——甚至連自己的思想也還弄不大清楚，雖然自1931年以來他們就面臨這個問題。他們自己也講不出，他們究竟首先是國聯的擁護者呢，或首先還是和平主義者。在這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現了清醒有力的頭腦，他們或者為推行集體安全運動而把他們的和平主義連根拔出並予以屏棄，或則為保全他們的和平主義不受侵犯而不再效忠於集體安全。相反地，在原來是保守陣營的一方，也相應湧現出了一批意志堅強、目光銳利的少數派，他們下決心脫離頭腦糊塗的多數人，或為愛國主義而犧牲綏靖，或為綏靖而犧牲愛國主義。那批頭腦糊塗的多數人卻還是拒不相信“愛國”和“綏靖”這兩匹好馬再也不能象樣地搭配在一輛車上驅使了。威爾遜陣營中堅決選擇集體安全的人和保守陣營裡堅決選擇綏靖的人所顯示的也許是最清醒的遠見。但勇於表現道義的獎牌還應歸於象安東尼·艾登那樣一位保守黨人，因為他辭去了外交大臣一職，冒著個人和黨的關係破裂的風險，一心一意獻身於集體安全事業。光榮也應歸於一位酷似威爾遜的赫特伍德·艾倫勳爵，他公開站出來支援張伯倫，同樣一心一意地獻身於和平主義。至於兩個陣營中的那些迷迷糊糊和搖來擺去的大多數人，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對他們的簡短的斷語是：“但你……滾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

這一章如不分別談一談保守陣營主張綏靖的核心人物的觀點和威爾遜陣營擁護集體安全的核心人物的觀點，那還不能說完整的篇章。這兩項任務對本文作者來說，後者還容易談，因為只須說出自己的觀點就行了，但是前者卻比較難了，尤其是因為保守的綏靖者同他們的主張和平主義的同盟者和他們的主張干涉的反對者都有所不同，他們拘謹地不說清楚自己的意思。因此，本文作者深恐在論述張伯倫及其同事方面，由於自己才疏學淺，或出於可能的偏頗，無意間遂難免有不夠公允之處。

促使約翰牛一時轉而信奉綏靖的經歷、感情和動機無疑是複雜的。出現這種局面的一個因素是聯合王國的前統治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發生了變化。從修道院解體的時代到1914年戰爭爆發，這個階級一直綿延不斷地享有不斷增加的財富和權力；它一向以熱心公益的精神而自豪，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超乎尋常地灑熱血、出錢財，高標準地效忠於公職，而它得到的報酬卻是被詈為“資本家”、“軍國主義者”這一類不光彩的名稱，還被刻成“畢林普上校”這樣的漫畫式人物而被嘲笑（這就更令人難以忍受了），以致它的威信掃地。由工黨陣營新崛起的政治反對派又幸災樂禍地向它發出事前警告，說要透過選舉把它攆下臺去，然後透過徵稅使它難以生存。這個前統治階級象其他英國人民一樣，急於要竭盡全力去避免又一次大戰，因為這次大戰會和上次一樣，不僅對聯合王國的統治階級將是一場大災難，對整個英國和全世界也都是這樣。但是，這個階級在它的光榮史冊上又寫下了最美好的一個篇章，這便是它在兩次大戰之間為恢復1914年以前的生活方式而進行頑強鬥爭之後，當它終於確信綏靖與熱心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