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的努力堅持到勝利，國聯已被扼死了；而張伯倫本人是曾經把這件事看作是一塊試金石的，這從他本人在1935年12月9日和1936年6月10日之間的完全相反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來。12月9日，他和保守黨內閣裡的同僚一起勸說塞繆爾·霍爾爵士辭職，而在6月10日，他卻嘲笑主張繼續對義大利實行制裁的意見是“極度的瘋狂”。

人們確實有理由認為，衣索比亞事件的考驗證實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為管理國際事務而建立起來的體制這時已經不能正常行使了。這時存在著真正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在這種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張伯倫奉行的政策也自有其限定的立場，即在那三個侵略國如今都已與國聯斷絕關係之時，他決定不再迂腐地拘泥於凡事必經國聯的做法來束縛自己的手腳，而要抓住每一個機會來勸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坐到談判桌上來，向他們說清楚，如果他們願意透過會談方式達成一項和平交易，而不赤裸裸地訴諸武力，他準備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還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圖滿足他們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