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不是一個一觸即發的獨裁者，不能憑自己的直感行事，這一點在蘇聯的公開政策中是有所反映的，所以才有必要描述一下蘇聯如何進行內部治理。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寫出一部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最初二十年秘史，有一件事肯定會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即每一項看來顯然是突如其來的決定，背後卻都花費了大量的唇舌。我們現在只能想象，這個國家的最高集體的表情嚴肅的成員們，為了要對各加盟國代表們的願望、動機和目的得出正確的解釋，而那些國家則是他們未曾見過的，那裡的社會體制也是他們不理解的，他們耐著性子力爭做到，還求助於他們的非宗教的《聖經》，乃至通宵地嘵嘵不休。

布林什維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們有兩個主要目標：拯救俄國和拯救世界。最初，拯救俄國是從屬於拯救世界的。但重點確實很快便改變了。首先，十月革命的勝利比列寧本人預料的更快、更全面、更持久得多。其次，新政權受到了同俄國“白軍”結成聯盟的西方大國從外部的猛烈進攻。第三，俄國境外的共產黨人遭到慘敗。所有這一切，在一個很早的階段，就迫使新生蘇維埃國家採取守勢了，而且使它還要繼續採取守勢。為此目的，就得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框內設計出一整套新戰略。廣義地說，在那時以前，馬克思主義路線一直是無產可共的人們永遠採取攻勢的路線。突然間，世界上一支最成功和最虔誠的馬克思主義隊伍發現自己也有了許多要謹防丟失的東西了；被遺棄者第一次跟大地有了利害關係，猶如富農一樣；有了需要保衛的基地，又象皇帝一樣。這個基地當時正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猛烈進攻。即使在西方大國停止試圖從正面進攻以推翻俄國新政權之後，它們也仍然力圖困死俄國。可是，如果俄國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復興並實現工業化，布林什維克就需要取得西方大國的幫助。要把亡命之徒的不負責任的尋釁同可敬的社會成員的謹慎和清醒協調一致，這也許就構成了長期鬥爭。長期鬥爭是造成緊張的主要因素，成了人們可以在蘇俄內外政策中經常看到的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特點，成了蘇俄的許多叫人難以理解的現象的內在原因。這些令人難解之處是不容易用俄國人的心理、俄國人的生活環境以及馬克思主義道德觀解釋得清楚的。

這場鬥爭的最初結果，是在列寧於1924年1月逝世後幾個月內便爆發的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爭吵（這是出於個人原因遲早總要爆發的），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分裂。1930年底，斯大林在拋棄了李可夫和布哈林以後任命莫洛托夫為主席，作一個團結的中央委員會的指定代言人，這時的報刊和黨的記錄才對調和兩個極端派的鬥爭情況有所透露。這兩個極端之一是煽動世界革命而放棄蘇聯的復興和發展，另一則是放棄世界革命而強化蘇聯的力量。但從1931年起，這場鬥爭再也不公開進行了。鬥爭轉入地下，而且是在不止一種意義上說轉入了地下。從第一種也是比較明顯的意義上說，凡是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數的老布林什維克）都被驅使在他們自己一夥人之間施展陰謀詭計，因而再也不能站出來說話了。從第二種也是更為有趣得多的意義上說，政府內部——實際上是政治局內部——兩種觀點之間的鬥爭是用“一致”的偽裝掩蓋世人耳目的，從中唯一可以窺見蘇聯領導人心思的便是他們政策不斷在走著“Z”字形的路線。

人們通常都認為，托洛茨基主張世界革命，斯大林則主張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建成。但這是最會導致誤解的過分簡單化的看法。凡是布林什維克都是主張世界革命的，而且他們都懂得必須把蘇聯辦成一家營業發達的商行。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爭吵僅僅是這場衝突的一個次要方面，真正的衝突是側重點問題。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經常要重複發生。每一位黨中央委雖每天都會有新的思想鬥爭。這是一條九頭蛇，一個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的大難題。分裂、爭吵、陰謀，已經斷送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不是為了目的問題造成的，而是為了方式方法的問題。這一切並沒有因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分手而告結束。也沒有因執政的政府於1931年轉入長期的秘密會議而告結束。這些爭吵、分裂、陰謀繼續發生著。這是必然會繼續發生的，因為爭論的問題關乎一個進退兩難的僵局。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建成和世界革命、保衛並鞏固基地和滲入敵方陣營，都從來就不是互相排斥的兩碼事。絕對的對立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布林什維克黨人就容易決定遵循哪一種方針了。事實上，他們的困難之所以產生，乃是因為他們被迫同時奉行兩種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