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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經說過，確實無法斷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國把蘇俄革命年代的過火行為忘卻，無保留地將它作為一個平等的國家對待，斯大林的統治究竟會溫和多少。無法說：不斷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會使俄國的領袖們違揹他們自己的學說而相信他們已毋須害怕再有來自西方的干涉。無法說：如果英法按照一項為期頗短的政策行事，認真對待李維諾夫提出的集體安全方案，世界的命運是否會是另一個樣子，俄國是否會相信確實可以建立正常的國際關係。其所以無從說起，乃是因為這一切都從未有人嘗試過。不管是好是壞，卻從來沒有給俄國一個機會，讓它拋棄教條主義的鐐銬；相反，它倒是比以前被銬得更緊了。西方大國所幹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協定為尤甚——都向俄國人證實了他們對前途所作的最悲觀的預言。

因此，在1938年，蘇聯領導人就相當肯定地認為張伯倫會和希特勒締結某種條約；那年秋天張伯倫果真這樣幹了，這就生動地證實了俄國領導人的預見，他們就更加用這種觀點看待整個局勢了。但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蘇聯政府顯然還沒有最後地、一致地接受這種觀點。在希特勒進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或者更確切地說，在英國政府對待這一橫暴行動所持的態度可以透過一些（不是本章涉及範圍的）事件看清以前——克里姆林宮似乎還抱有某些希望，以為英國的自身利益會起作用，或者也許是英國的左派會起作用，儘管為時較晚，亦終會根據俄國人自己已在極力主張的路線同意搞集體安全。無論如何，在德國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前夕，李維諾夫還在主管外交人民委員部，六個星期以後，到5月3日莫洛托夫接任時他才離職。儘管缺乏真憑實據，就蘇聯方面而言，這個日子必須被看作是英蘇關係的轉折點。李維諾夫主張集體安全，而且看來在探求集體安全一事上他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放手處置的權力。人們只能假定，只要他不下臺，克里姆林宮的某些分子就不會放棄制止希特勒的希望。這就是3月15日前夕的情勢。

根據1936年12月5日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透過的蘇聯新憲法，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由聯盟院和民族院兩院組成。最高蘇維埃一般每年召開兩次會議，是國家的唯一立法機關；在它休會期間透過的法令經其批准即成為法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行使相當大的權力：它負責召開最高蘇維埃會議、解釋現行法律、頒佈法令，並有權撤銷全聯盟人民委員會和各加盟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後均稱部長會議）同法律相牴觸的決定和命令。它任命武裝部隊高階指揮人員，在最高蘇維埃閉會期間有權宣戰和宣佈總動員或區域性動員。它有權批准和廢除蘇聯締結的國際條約，任免蘇聯駐外外交代表。但最高執行和行政管理機關是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對最高蘇維埃負責，在最高蘇維埃閉會期間則對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負責。

蘇維埃國家的憲法徒有其表（連表面的民主也不完全），真正的獨裁權力是由全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掌握的。根據黨章，“最高機關”是黨的代表大會，一般每三年至少召開一次（事實上，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召開於1934年，八大召開於1939年）。在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黨的一切工作均由中央委員會領導，中央委員會還指導中央蘇維埃和各政府機關的工作。中央委員會“組織”黨的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因此，從法律意義上說，蘇維埃國家中的這三個權力最大的機構是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關。

政治局決定黨的政策，也就是說，決定蘇聯的政策，因為黨決定的政策是交給人民委員會去執行的。政治局委員的人數並不固定，但一般是十二名左右。政治局的大多數委員據有政府關鍵部門的部長職務，同時各人分別負責幾個次要的部。因此，他們就是以這種職位去執行他們在自己的秘密會議上決定下來的政策的。有幾位知名的政治局委員在大清洗中消失了，但這個最強大的機構的核心，在1939年的時候是同1934年一樣的。它的統治是一個專制統治者的委員會施行的暴政，斯大林在這些專制統治者中最有權勢，但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