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試圖平衡天天出現的不協調的時候，在側重點問題上便發生了爭吵。斯大林之所以佔有優越地位，首先在於他的性格既有極度靈活性的一面，又有極度堅定性的一面，這是兩種很少能在同一個人身上出現的品質，而當時俄國局勢最最需要的正是這兩種兼而有之的品質。單有堅定性是不夠的，所以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垮臺了。單有靈活性也不夠，所以李可夫和加米涅夫也垮臺了。而斯大林保全了，他在自己的周圍團結了一幫子人，這些人較之任何老布林什維克（除列寧是唯一例外）都更接近於馬克思理想中的政治人物。但這場起初對外暴露的公開對抗鬥爭仍然在緊閉著的門背後繼續著。在組成蘇聯政府的十幾個人中，時而是這位，時而是那位成了這些衝突意見的代言人，例如對農民應該撫慰呢還是要高壓這樣一些國內事務，又使衝突意見覆雜化了，因此這場鬥爭在1939年5月3日以前還是蘇聯政策幕後的具有爆炸性的火藥。這就是說，它在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還在起作用。

如果我們現在向自己提出兩個問題：直到政治局放棄謀求集體安全的那一刻之前，它希望的是什麼，它又為什麼抱這樣的希望；為了求得答案，我們就得看一下在蘇聯政策的兩個極端所涉及的問題，並考慮一下這些問題又怎樣影響著蘇聯面對世界、特別是面對德國時所處的地位。

布林什維克在取得政權的最初日子是一個少數派政黨，人民對它懷疑，實際上幫助實現三月革命的那些革命者全都憎恨它；到了俄國群眾在列寧的領導下戰勝了外國的干涉並贏得了內戰勝利的時候，布林什維克的地位才比較穩固了，並有契卡和新紅軍對它嚴加守護。儘管如此，它展望前景是夠淒涼的。布林什維克新政府為之獻身拯救的是一片滿目瘡痍的國土，其主要特徵是民生凋蔽、經濟崩潰。因此，如果列寧的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中央政府，要想生存下去的話，就得讓人民休養生息，並恢復某種經濟運轉。列寧，這位新時代的人物，立即而且是鬧劇性地發現，在他和他自己指定的終個事業之間有著一個日形重大的長期未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自新俄羅斯國家十五世紀從韃靼人手裡獲得解放以來就決定了俄國的歷史，即在一塊由一箇中心難以有效控制的過於廣大和過於原始的土地上，怎樣設定一箇中央政府。而那裡的居民又頑固又散漫，除非有一箇中央政府便無他法將他們團結在一起。一句話，那就是怎樣在不利於建立國家的條件下建立一個國家。而且，列寧的任務較之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更加艱鉅，因為他得把他那個奇怪的國家改變成為一個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工具。這正是他的信仰的本質所要求的。

面對著這樣的局面（願列寧在天之靈安息，我們但願連列寧也沒有充分認識到情況的全部含義），他決定暫時讓農民安靜地耕作他們新獲得的土地，然後首先爭取俄國境內工商業家的合作，其次爭取外部世界各國政府的合作，以便透過貿易、工業企業和貸款等形式從他們那裡取得物資援助。因此就產生了新經濟政策，這件事使許多真誠的俄國社會主義者痛心疾首，也使他們的全世界敵人過早地高興了一陣。從國內說，全域性形勢的關鍵在於農民的態度。農民仍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剛剛擺脫了農奴狀態，因饑荒和戰爭而已經精疲力竭。他們對革命（這場革命最終取決於他們）之所以感興趣，只是由於他們認為革命意味著結束戰爭並把土地分配給他們。他們支援列寧，因為列寧答應把他們的夢想變成現實，他並且遵守諾言；可是列寧為了結束戰爭而簽訂的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卻讓出了一大片俄國的糧倉，至於讓農民取得土地這件事，他也完全知道，要不了多久他還得把土地歸併給國家。由於打敗了德國，俄國在烏克蘭的地位已得到改善；但和約在原來沙皇之鷹翱翔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獨立國家——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芬蘭，因而把俄國人多少世紀來含辛茹苦、耐心等待而求得的波羅的海海岸線又從俄國人手裡奪走了。比這更為重要的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一大片操俄語的地區又讓給了波蘭人。這些西部土地在俄國人看來是蘇聯不可分割的國土，因此收復這部分土地不能說是他們對外政策的一項，倒可以說是他們保衛基地方案的組成部分。由波蘭人擁有這些土地，意味著波蘭人和俄國人之間的敵對繼續處於惡化狀態，併成為波蘭人對希特勒德國採取暖昧態度的主要原因，不然的話，波蘭人可以無所顧慮地用冷靜的頭腦處理對德問題而不至於三心二意了。因此，波蘭和俄國於1921年3月18日簽訂的里加條約很可能讓希特勒獲得了人們當時還夢想不到的特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