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在什麼“東方計劃”中。不幸的是，波蘭人竟如此固執地妄想他們可以免遭德國的侵略，只要他們不同俄國結成聯盟。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那一天貝克從駐華沙英國大使那裡接到張伯倫的令人為難的邀請——的確，不是邀請去確實參加這樣的一個聯盟——但至少是邀請去同蘇聯和西方國家一起參與一專案的是要限制德國進一步擴張的公開宣言。這樣同時受到德英兩國的獻殷勤，他們表現得很勇敢，但行動並不是明智的。他們既不把柏林提出的要求轉告英國或法國政府，又不將他們從倫敦接到的提議洩漏給德國人。他們駐在倫敦的大使於3月23日接到指示，要他去把英國的外交引入一條他們認為較少危險的途徑，即由英國和波蘭單獨搞雙邊合作；而利普斯基則於25日接到指示，要他對德國的建議給予一個圓滑得體但是否定的答覆。

在此期間，3月23日不僅宣佈了美美爾同第三帝國的重新聯合，而且還宣佈了德國同羅馬尼亞簽訂一項經濟條約，和同斯洛伐克簽訂保護條約。這一切在波蘭引起了全國的震驚和憤慨。貝克的“不可原諒的目光短淺”在報上受到抨擊，他在國民議會被“嚴厲地詰問”，各反對黨透過了需要全國團結的決議。此外，德國駐但澤總領事於24日用電話向柏林報告說：在走廊的北部現在採取了某些“純防禦性的”措施，在那裡徵召了三個年齡級別的後備役軍人服役，衛戍部隊取消了假期，火車和汽車車輛全部從但澤和格丁尼亞撤走了，馬和出租汽車全部被徵用。毛奇於同一天從華沙發出電報報告說，“徵召後備役軍人，個別的例子已經被發現有好多天了，但是從昨日起又有了加強。這表示政府認為這樣做是可取的，即應該使國外知道，但特別是要讓國內知道，波蘭不會屈服於對它的重要利益的任何干預”。25日，波蘭參議院不僅透過了多種關於國家防務的法律，而且在立陶宛駐波蘭公使到會參加的情況下，正式表示了對於他的國家失去美美爾的同情心。同一天，在柏林，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情報部長）打電話給外交部，報告軍隊在格丁尼亞集結以及從走廊南部調到靠近但澤邊界地區的情況。他報告說凱特爾將軍不相信波蘭人方面會有任何侵略的意圖，因此他也不相信波蘭會寧願搶在我們前面一步，實行軍事佔領但澤，他把這些措施歸因於通常顯而易見的波蘭人的神經過敏。在另一方面，總參謀部內的傾向則是對形勢持更為嚴重的看法。

顯然是被這些表明波蘭人倔強的跡象所惹怒，裡賓特洛甫在利普斯基從華沙回來後於26日給了他“一個明顯冷淡的接見”。他原本打算要駐華沙的德國大使在這期間立即去見貝克，以便補充他本人21日同利普斯基的談話；魏茨澤克因此於23日打電話要求毛奇臨時安排這次必要的約會。而裡賓待洛甫自己則起草了詳細的指示：毛奇必須特別強調急迫解決的必要性，應該詳盡地說明波蘭可以指望從它的屈服得到的利益，並且最後應明白告訴對方，如果它仍抱著“一種純粹被動的或推諉的態度”，希特勒將斷然決意永遠地收回他的提議。希特勒從美美爾回來後，當把這份指示的草案送給他看時，由於某些原因，他沒有予以批准；因此這指示從沒有真正傳送出去。在24日寫給毛奇的信中加以解釋時，魏茨澤克說這指示同21日的談話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它只是措辭更為嚴厲罷了，而且也可以說是讓波蘭人去作出選擇：做朋友還是做敵人”。這種選擇，他設想：“貝克先生將試圖儘可能地逃避”。很清楚，樂觀和忍耐都同樣開始消失。波蘭大使現在遞交給裡賓特洛甫的波蘭政府備忘錄也沒有打算要增進他的友好情誼。語氣是十分和解的，然而它對德國的要求只肯作很小的讓步。透過走廊的越境交通地位“不能考慮”，雖然波蘭政府可以同意波德兩國從技術方面共同研究簡化和改進現有設施的可能性。至於但澤的地位，它重申早先表示過的信念，即這個問題應由華沙和柏林直接達成協議來解決，而不是透過國際聯盟。但是它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以一項波德聯合保證為基礎的，這項保證不僅“符合德國人的願望”，而且也保證“波蘭的權利和利益……將得到尊重”。為此，它建議舉行一次預備性的“對政治原則的討論”。但是對於裡賓特洛甫要求貝克訪問柏林一事，利普斯基已接到指示可用口頭答覆：波蘭外長認為“這種會談有必要事先作好準備，對上述各問題至少用提綱形式先加以闡明”。

裡賓特洛甫在閱讀了這份檔案後同利普斯基進行的談話是極不友好的。在述說了他的意見即波蘭的態度不能被認為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合適基礎，並又回到了他原來的要求之後，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