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印象是“當時機到來時元首將擺脫這一條約，將利用斯洛伐克作為他同波蘭和匈牙利之間的一筆政治交易的本錢”。不過，如果由波匈兩國加以瓜分，現在的捷克…斯洛伐克邊界必須向東推進，即從弗阿格一線移到尼特臘一線（這樣，向北直達西利那和現在的波蘭邊界的公路和鐵路交通就將完全被德國所控制）。

波蘭大使同其他國家駐柏林的外交代表一樣，在緊接佔領布拉格前後的一段時間內曾多方設法試圖見到裡賓特洛甫而沒有成功。可是，到3月21日，後者已準備好接見他了。引用利普斯基在六個月後所寫的總結報告中自己的回憶，這時，“裡賓特洛甫講話的語氣同以前討論有關兩國政府事務時的已經大不一樣，已經帶有明確的壓力的性質。他擺出德國的要求，極力要求波蘭政府儘快作出決定。”談話開始時是完全不傷和氣的（如果相信裡賓特洛甫講的是實話），他以隨便交談的形式，為德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和沒有將那裡的發展情況隨時告訴駐柏林的各國外交代表進行辯護。當談到波蘭人一定對“喀爾巴阡…烏克蘭問題”的解決感到滿意時，裡賓特洛甫拒絕接受利普斯基的這樣一個意見，即宣佈斯洛伐克為德國的保護國一事是對波蘭的直接打擊。在這裡他還“稍稍暗示，如果德波關係一般發展得令人滿意，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在某一時候成為共同討論的題目”。但這時他談話的語氣和內容變得不大親切友好了：他注意到那些關係從幾個月以前就已開始變得逐漸僵化；他特別提到“波蘭在少數民族委員會中所採取的奇怪態度”；提到波蘭學生在但澤挑起的事件；2月間齊亞諾訪問時在波蘭出現的反德示威；以及“公開的報刊長期仇視”德國。元首愈來愈對波蘭的態度感到驚愕；裡賓特洛甫認為有必要再作一次新的嘗試，以便把德波政策引到正確的路線上來，並認為貝克早日訪問柏林以便交換意見是可取的。

在商定可能要討論的題目之前，裡賓特洛甫發表了一些相當奇怪的看法，利普斯基後來似乎把這些看法解釋為德波諒解“必須包括明確的反蘇傾向”。在德國的記錄中並沒有這樣的主張；但裡賓特洛甫確實顯得曾試圖利用波蘭民族主義者不僅對俄國，而且也對國內馬克思主義分子的恐懼心理，他所用的手法是用辯論來證明波蘭民族主義者將同德國達成協議。因為，他首先指出，比方說，如果德國當初在佈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執行了一項不同的對俄政策，或者後來它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1932…1933年在施萊歇領導下它是有可能這樣做的）並同蘇聯結成聯盟，那末“波蘭就不大會今天還存在著”。他繼續說到它現在不可能採取一條中間路線：它或者“仍是一個民族國家，盡力同德國保持一種合理的關係；……或者有一天出現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波蘭政府，然後被布林什維克俄國所併吞”。德波諒解只有在德國和波蘭兩國的民族主義者之間才有可能，而且德國相信達到這種諒解的最大的希望在於“畢蘇斯基元帥的上校集團”。

最後談到希特勒的條件的實際內容時，裡賓特洛甫只重複了一遍貝克1月裡訪問德國時早已向他提出過的那些：“但澤歸還德國，在東普魯士和第三帝國之間的國境外鐵路同公路聯絡；作為報酬，德國對走廊給予保證。”可是，他接著又說，他“可以很有理由地想象，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將斯洛伐克問題處理得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而且，他說，“一項共有的德波政策在將來也能證明是很有效果的”。正如他有一次在華沙曾向貝克保證的那樣，德國是“準備完全從波蘭的角度來考慮烏克蘭問題的”。最後，他極力催促利普斯基回華沙去當面彙報：作出最後的解決，特別是在目前時刻，是合乎需要的。“因為直到今天為止，元首就是隻能對波蘭在許多問題上的奇怪態度感到驚愕；他不應該產生波蘭就是不願意的印象，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對裡賓特洛甫的關於這次重要談話的記述，利普斯基本人的記錄除了對於“明確的反蘇傾向”這一點有所議論外，沒有另外補充任何實質性的內容。不過，它包含有兩點看法，這兩點既表現了觀察敏銳，也表現出波蘭人並不瞭解他們的真正困境到了何種程度。第一點，裡賓特洛甫沒有主動地提到美美爾，這一事實引起利普斯基的懷疑，他認為希特勒建議同貝克會面，以便交換意見，其目的可能是要在顯然就要發生的美美爾危機中取得波蘭的中立。而且他認為，這一建議以及裡賓特洛甫的強調其迫切性，都證明“德國決心要迅速實施其東方計劃，因此需要波蘭明確表態”。波蘭的中立和明確態度確是希特勒要下的賭注——但不是下在美美爾危機中，而且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