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戰爭業已開始後的9月1日，魏茨澤克在一份通報中還在指示，所用語言應表明是波蘭人犯了首先開始攻擊的罪行，而最後卻是英國由於它的“干預”而被指為真正的侵略者。這位國務秘書在9月3日的另外一份通報中寫道，“事情的經過清楚地表明英國負有戰爭爆發的完全責任。”

在對付波蘭方面，5月23日以後希特勒就再也沒有倒退過：一經決定摧毀它，就永遠不再變更。再試圖勸說它或嚇唬它退出“包圍集團”——不論是指出後者的虛弱或是誇張地吹噓德國自己的軍事準備——因此已經是文不對題了。從此以後，德國的外交就根本不再把波蘭政府的存在放在眼中，而只是使空談的“但澤問題”保持足夠的熱氣，以便在適當的時刻能夠燃燒起來；而德國軍方和納粹黨衛隊的策劃人員則在儘可能機密的情況下完成其滅亡波蘭的組織工作。指令不斷地在三軍各部門中傳遞流轉，秘密動員在第三帝國進行著，軍火和士兵在偷運進但澤自由市，為了製造“事件”而策劃種種陰謀。但是直到8月的第一個星期但澤問題被故意地造成一個危機為止，在局勢中沒有加進任何新的因素。

至於但澤自由市，國社黨人制造的日益緊張的局勢可以追溯到1939年夏季的那幾個月。不過，威脅著這個自由市的不僅是日益增長的緊張局勢，而且還有為突然行動進行的明顯的準備工作。這一切在9月1日自由市終於再同德國合併以前，也已經在緩慢地扼殺它的商業活動了。

雖然在華沙和柏林德波兩國的外交家們都很少會晤，駐但澤的波蘭政府代表茨霍達茨基同但譯參議院議長格蘭澤爾曾有過幾次談話，並且經常互相遞交語氣激烈的照會，即所謂的照會戰。與此同時，波蘭人和但澤人又都同國際聯盟駐但澤高階專員伯克哈特不時進行商量，他在雙方之間擔任調解人。格蘭澤爾和德國駐但澤總領事揚松兩人都有和好和願意談判的表示；但是納粹的地方行政長福斯特認為他的主要任務是製造麻煩。他並不尊重國聯高階專員，而只是利用他作為一塊傳聲板。福斯特直接從希特勒那裡接受命令。

關於但澤的軍事準備，如果說在全德國範圍內保守秘密是困難的話，那麼在但澤小塊領土上就更為困難，因為它的居民是在國際的眾目睽睽之下從事他們的每天工作的。然而把自由市轉變為一個武裝的納粹要塞，是希特勒認為他決不能稍加忽視的計劃中的專案之一。由於錯誤地相信，波蘭政府可能會樂於讓德國的既成事實來把它不敢要求自己的人民以自願的讓步來解決的問題解決掉，但澤軍事化的程序在1938年秋天已開始減慢，到3月底的暴動陰謀失敗後似乎更遭到了暫時的中斷。但從5月中旬起，它又恢復了，並且確實加速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全世界特別是但澤人在整個6月和7月都一直在期待突然襲擊的隨時來臨。

可是，事實上德國人為了軍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都還不準備把這問題強加給波蘭。他們狂熱地進行準備，並以這個或那個慶祝活動為藉口而把大量的德國人不斷地運進去。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更可能是由於希特勒的沒有根據的擔心：他擔心波蘭人自己佔領但澤而打亂他的時間表。

當那位但澤參議院議長試圖減輕國際聯盟高階專員對但澤警察人數不斷增加所感到的憂慮時，他的辯解，即“由於外來的威脅而有這種必要”，並非完全不真誠。不僅如此，法國駐華沙大使諾埃爾在評論但澤當局的辯解，即自由市必須有能力防衛波蘭人可能的入侵時說道：“這種說法，對那種事來說，並不純粹是宣傳。它同人民方面的真實焦慮是符合的。”在7月的最後一天，地方行政長官真的來到高階專員那裡，聲稱波蘭總參謀部準備在當天晚上軍事佔領自由市的鐵路系統，因此迫切請求他“立即就這件事去同波蘭當局交涉”。希特勒自己8月12日在上薩爾茨堡同齊亞諾談話時，作為在那個月同波蘭算帳的一個理由，也堅持說，“波蘭完全可以在10月裡佔領但澤，它大概也打算這樣幹，而德國則毫無辦法來阻止它，因為當然不可能有轟炸和摧毀但澤的問題。”

當然，波蘭政府除非受到最可怕的挑釁，是決不會想要奪取自由市的，因為它知道這樣的行動“將會有給波蘭的干預加上侵略的外衣的風險”。但是，事實上它（至少直到7月中或7月底為止）如果願意的話，是能夠這樣做的。7月6日貝克向諾埃爾保證說，但澤“是在我們的炮口之下。因此，相當於一個整師的軍隊和少數大炮在那個城市中出現，並不能嚴重地妨礙我們。”諾埃爾本人很早就在5月15日的一份電報中指出，“為了使自由市的軍事化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