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勒接受了中央黨的投降和放棄權力。這個黨以其高尚的懺悔機會主義最先破壞了魏瑪共和國，而且最終以贊成1933年2月16日授權法擊破了國會反抗納粹革命的最後機會，這一法令建立了獨裁政體——中央黨“曾經公開反抗和擊敗過俾斯麥，現在卻匍匐在希特勒面前”。

只有社會民主黨人忠於他們未能保衛好的共和國，並且用最後一個姿態——無力然而崇高——一致對授權法案投反對票。但是即使是社會民主黨人也繼續表現出他們那種已經毀掉了德國的自由的致命弱點。在1933年5月，重新召開國會批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時，社會民主黨人並未再次表現他們的英勇行力：有些人投棄權票，大多數人則同國社黨人一起投贊成票。

過去，人們或許認為在第三帝國之內還有一點點殘存的傳統的正派力量。但這些力量的軟弱無能在希特勒佔領布拉格之前四個月，在1938年11月反猶屠殺事件中，全都生動地表現出來了。這次屠殺是從1934年6月30日屠殺事件以來，德國國內野蠻行為的最厲害的爆發。

威廉·約爾丹在1848年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宣告德意志民族主義目的時，結尾中說“人人享有自由。但是，祖國的權力和利益高於一切”。自從那時以來，這一呼聲一直成為德國曆史的主題，而在納粹中宣傳中達到頂點。第三帝國是依靠恐怖手段的政府體制，然而它卻深得民心。它為全體德意志人實現了他們最深切和最含混的願望：恢復自信心。恢復自信心就是恢復民族驕傲，透過鎮壓少數民族完成國內統一，透過征服斯拉夫人實現德語民族在大帝國內的合一。納粹革命，就象法國革命一樣，在國家生活中繼續進行主要航程的同時，擴大河岸和加深航道。它集合起德國曆史上的所有力量，普魯士軍隊的軍事狂熱，容克的肆無忌撣的固執和他們對波蘭人的仇恨，工業家與其中產階級的支持者們關於經濟帝國的要求，以及“奧地利使命”（哈布斯堡王朝曾以此證明它在東歐的支配地位是有理的）。納粹革命給予所有這些力量一種惡魔似的幹勁和激情，這是透過它們以前從未得到過的群眾支援而造成的。這種強化使許多傾向在實踐中過了頭，以致走向反面。第三帝國完成了普魯士對德國的統一，最終抹掉了古代帝國的各邦，就象法國革命最終抹掉了法國王朝的古代省份一樣。但同時，它也毀掉了有歷史意義的普魯士。社會民主黨的普魯士一直是魏瑪共和國的堡壘，卻毀於1932年7月巴本的政變之中，這是納粹接管權力的序幕，舊普魯士貴族也為德國南部和萊茵蘭起家的納粹新貴所取代．而它本身則在1944年7月提供了反對那位奧地利的元首政權的幾個最後的無效的對抗者。不過第三帝國在一個更重要的方面顛倒了俾斯麥的工作，一方面繼承了他為了排除德籍奧地利人而建立起來的小德意志帝國，一方面又以1938年的征服和併吞所出現的大德意志帝國來取代它。

雖然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一種德國的現象，但是它同樣地也是德國為其組成部分的文明的危機。

納粹德國的罪惡是非常令人不安和令人受到威脅的。這不在於那些也許是希特勒或條頓族思想所特有的特點中，而是在於那些容易在其他國土上和體制內發生的特點中，而且還在於有些人根本沒有想到德國而在十九世紀就在預言的那些特點中。

國家社會主義是德國的法西斯形式，而且是最惡毒的法西斯主義形式，但是法西斯主義既不開始於，也不結束於德國。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它最先在一個比德國人更有教養、更有智力的民族，在一個擁有更為古老文明傳統的國家，而且兩千年以來一直是天主教教廷所在地的國家奪取了政權。屈從於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和膜拜希特勒的德國之間具有若干相同之處。兩國的國家統一都遲於西歐其他國家——僅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六十年才統一。兩國都沒有代議制政府的傳統。兩國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不滿意：德國是作為戰敗國；而義大利成為大國的要求只是勉強地被接受，（雖然它是戰勝國之一）其所獲得的賠償比所索取的要小得多。這些情況使得義大利和德國同樣容易接受以新的極權主義形式出現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病害。不過，這種病害對於整個西方文明來說是地方性的。

吉本在思考野蠻人入侵造成羅馬帝國的覆亡時，得出的結論是：大炮和堡壘現在組成不可攻破的防線來抵禦韃靼人的騎兵，歐洲現在對於未來任何野蠻人的入侵是安全的，因為，在他們能征服之前，必須先停止作野蠻人。如同我們可以從俄國的例子中所瞭解到的那樣，他們在戰爭科學中逐步取得進展，總是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