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卻獲得了特殊的力量。納粹運動顯著的和表面的方面是戰敗後的國家復興。納粹運動在征服德國的過程中最有力的兩個神話就是：從背後插上匕首，即11月平民叛國者從背後刺殺了軍隊，這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軍事上並沒有打敗的虛構；以及凡爾賽強制令，亦即協約國靠武力和背信棄義把肢解、奴役和賠款強加於德國。關於把德國恢復到統治歐洲的地位，它的最有力的要求是平等權利，恢復德國在國際社會的平等權利，終止凡爾賽的奴役。

但是傳播和接受上述神話卻引向德國和歐洲的一種動亂，其深度遠遠超過任何恢復民族尊嚴的衝動。納粹運動最自豪的誇示就是它在德國完成了一場真正的革命——一次改造，也是一種世界觀的勝利，與之相比，1918年的“革命”僅僅是一次政府的更迭。與國家社會主義奪取政權相類似的不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而是法國大革命本身；1939…1945年的大戰將是德國納粹革命的戰爭，就好象1792…1815年的大戰是法國革命的戰爭一樣。

法國＇希特勒在1934年說＇以民族的概念把它的大革命進行到國界之外。國家社會主義以種族的概念要把革命推向國外並且重新鑄造世界。……我們的這個革命是偉大的法國革命的真實副本。任何猶太人的上帝也不可能從這場革命中拯救民主國家。

1939年是法國革命一百五十週年，法西斯哲學家早就在宣佈法國革命開闢的時代已經結束。但是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同法國革命的相似之處，僅僅在於它們都是同一個時代的終點和對國際秩序的礦壞。因為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歐洲歷史上的新惡兆。到那時為止，西方國家的各次大革命都造成或確認了向新階級的權力轉移，也相應地擴大了政治和社會的自由。這種情況在已成立的國家內的革命是這樣，如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和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同民族獨立戰爭結合的革命也是如此，如十七世紀末葉的荷蘭革命和十八世紀的美國革命。但是，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既不是西方國家以前發生的中產階級革命，也不是俄國同代人所宣稱的無產階級革命。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就其基本方式而言，它的義大利法西斯先驅也是如此）是由一個在歐洲歷史上以前從未有過什麼實力和聲望的階級指揮的。而且，這個階級還得用一個否定通常的階級概念的詞來描述它。這是一場由潦倒失意的人進行的革命，由那些失去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的傳統和他們的忠貞的分子進行的革命。

德國是無可匹敵的向這種型別革命提供原材料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軍隊潰散為軍事冒險者（他們恃暴力所犯下的罪行，成了共和國初期政治生活的特徵），自由團和費梅法庭的兵勇，殺害庫特·艾斯納、埃茨貝格爾和瓦爾特·拉特瑙的兇手。這些復員而又無人僱用計程車兵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最早來源，而希特勒本人，世界大戰的一等兵，就是他們的典型。不過這一場群眾運動的普通成員卻是由被根除的中產階級提供的，因為1923年的通貨膨脹最終毀了他們。這支為數可觀的力量的增加，在1929…1931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導致德國失業人數上升到五百萬，並使國家社會黨在議會贏得第一次大勝利時，就得到確認和成為壓倒的多數。

但是儘管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戰敗造成的，不過它有深遠得多的根源，一方面這場革命似乎顛倒了德國曆史，另一方面它又償還了德國的歷史宿願。它以新的尖銳性提出了有沒有任何辦法對整個一個民族提起公訴的問題，如何叫一個現代國家對遭受極權主義政黨的俘虜和敗壞承擔責任的問題，以及一次成功地反叛擁有民政、軍事和宣傳權力的極權主義政府在技術上是否可能的問題。納粹宣傳所關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德國人民和國家社會主義統一起來，把責任擴散和普遍化，在精神上使整個國家捲入統治者的行動中去。確實，在最終的意義上，每一個國家都反映在它所容忍的政府之中，而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內的反對派的性質只有在大幕降下之前從國家政治生活的活力中才能推斷出來。納粹黨在自由選舉中從未獲得過多數；但在它執政的前一年卻成為共和國的第一大黨，而議會中各民主政黨則未能聯合起來反對它，第三帝國的反對派是英勇的，而且就個人而言有時是聖潔的，但是反對派最大的特性是政治上的虛弱和無用。在這一點上正同反對威廉二世及其各位首相，反對俾斯麥，反對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對派的性質一樣。俾斯麥於1866年迫使自由黨人投降和放棄權力，從而使普魯士發展成為代議制民主國家的最後機會破滅了。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