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策不是純粹的國家政策，而是以生物目標為宗旨。這是取代西方文明原則的偽科學。至於德國的利益，他已經使之成為普遍不穩、積極動盪和長期革命的工具；當他寫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不應該只看著一個國家英勇地倒下去，而應該是以實際的方法生存下去”，他自己就在無意之中對此作了定論。還剩下技能問題。希特勒有時把這種品質解釋得極其低下，說它簡直就是圓滑。“政治就是賭博，在一切賭博中什麼詭計都是允許的”，他說“賭博的人經常變換規則以適合他們自己的需要”。不過這種水平的政治除了成功以外是沒有標準的，而從長期來看，希特勒不是一個成功者。如果技能意味著更多的內容，高超的技術應當取決於能否正確衡量運用這種技術所處的形勢，那末我們應當考慮到希特勒把現實主義同狂熱主義兩者可怕地結合起來的兩重性。因為這就意味著他看待某些事情異常清晰，同時他的眼睛晶體的邊緣又總是可能被亂槽糟的東西所矇蔽。他的洞察力可能被他的信條和脾性所影響，就象他認為美國正在經歷一場種族分離活動，在軍事上會表現出軟弱無力，或是認為世界上僅有的傑出人物就是他自己還有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而只有他們才具有唯一的那種政治家氣質。1939年3月15日，他佔領布拉格，就是認為“小蛆蟲”張伯倫和達拉第，他在慕尼黑見過，他們個人不可能存有比那次決定命運的會晤的水準更深入的目的，而英國和法國除了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政策之外也不可能存有更深刻的道義力量。技術標準本身就提出了問題，是否希特勒政策的根本缺陷就是道義喪盡，從而使他錯誤估計他企圖毀滅的文明的絕對本質。

在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冒險家中，希特勒在一個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切薩雷·博爾賈能把馬基雅弗利這樣有影響的思想家所想出來的治國大計的模式加以實現，這是他的幸運。但是，希特勒倒適合於普遍半知識化和新聞業發達時代裡的博爾賈的身份，他把切薩雷同馬基雅弗利合而為一，而且早在他發跡伊始，在獨立不群的透明面紗的掩映下，他已表達了要成為實際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稀有結合物這個自我感覺。他最持久的紀念碑（這要比他打擊西方文明的物質後果持久得多），很可能就是《我的奮鬥》。在主張實力以取代對權威的維護這一點上，在用哲學的非理性主義來非難理性的統治這一點上，在用操縱群眾實現破壞性革命的目的來代替有秩序的行政程序這一點上，《我的奮鬥》是在政治哲學裡的一個顯著標志。《我的奮鬥》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冊，其中所包含有關革命策略的有實效的意見比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加在一起的還要多。這本書作為文學作品是可鄙視的，然而由於受到野蠻力量的激勵，卻顯得有活力，如同一條幹旱的林蔭大道吹過一股惡風，它也許是二十世紀政治書籍的代表作。

《我的奮鬥》除了它的政治內容外，作為希特勒對其所處時代在心理上洞察世態的說明，也是值得加以分析的。他在書中不僅勾畫了十年之後他擔任德國國家元首所要奉行的政策路線，而且描繪了使他能夠這樣做的世界上的思想狀況。他描述一般民眾陷於“這裡不會發生那樣的事”這種鎮靜而無力的態度，描繪了資產階級如何閉眼不看政治前途，只拘泥於從不久前的過去繼承下來的東西，這是由於他們有著一種消極的頑固性，這種頑固性從未轉化為積極的防禦；又描繪了當資產階級一旦不能否認邪惡的存在時，他們又如何不能組織力量與之鬥爭，卻試圖立足於一個安全的距離去表明這種冒險的事情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註定要失敗的。他是在寫納粹運動同魏瑪共和國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鬥爭，但同時他也在預言德國同資產階級世界後來的鬥爭以及綏靖政策的心理基礎。當他在書中談到他的黨在魏瑪共和國如何被剝奪了官方保護，因為警方不去逮捕擾亂和平的人，反而作為預防措施禁止無辜者的合法活動，他是在預示墨索里尼和他自己在西班牙內戰中要使國際權威處於衰弱地位。他對1939年以前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作了判斷．他認為民族精神比武器軍備更重要，而且認為在一個多數人至少是消極地反對任何堅決的外交政策的國家裡，這個國家在國際上就無足輕重。

但是，《我的奮鬥》的迷惑力比上述更為深刻之處倒不在於對希特勒的敵人描繪，而是在於對國家社會主義和他自己的描繪，《我的奮鬥》很可能是反映一種心理現象，亦即把一個人自己無意識的態度轉到一個替罪羊身上的政治著作中最持久的例子。正是在這種間接和反射的意義上，而不是直接的意義上，《我的奮鬥》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經典。在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