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力量和陶醉。此外，他的形象失去了輪廓而被塗抹黑了。新聞記者們竭力想找出他個人作為領袖吸引人民的各種特質，這種努力很少成功。當我們設法描繪一幅準確的畫面，說明他的早年生活和抱負、藝術才能、娛樂、個人瓜葛和感情的各種聯絡，以及他同愛娃·布勞恩的畸形婚姻時，我們遇到的卻是經過塗抹和捉摸不定的印象，好象是在對付芸芸眾生的一般標誌而不是特殊的人，或是在對付遙遠年代的典型形象，與此相稱的是，甚至經過十二年的崢蠑歲月，他死去的時候的情況仍然是同樣晦澀。他的生活由於集中於權力而變得毫無意義了，他這位權傾一時的人物的形象變得模糊不清，猜測不透，帶上了傳奇色彩，這不是由於他的成就而是因為他幾乎設有個人特質。

儘管如此，雖然本來不論如何都會有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復活，而這種復活會找到自己的領袖，並且所有這些確實都被預見到了，但希特勒為德國革命送來了一個完美無缺的政治天才的才能，從而使他堪稱不是從俾斯麥以來而是從拿破崙以來歐洲最偉大的人物，使他堪稱不是從俾斯麥以來而是從路德以來德國最偉大的人物。他個人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決定意義的歷史性力量。這種力量把他從平地拔到最高政治權威的地位，而當政治結構在災難中分崩離析之後還繼續能對人們實行控制。戈林在1921年同他第一次見面，他剛聽見希特勒說了兩句話便為之傾倒，若干年以後一位外國外交官問他：“你真的怕他嗎？”他考慮以後說，“是的，我想是的。……你不瞭解他！”斯佩爾被他迷惑住了，而沙赫特則承認或是假裝承認說，每當他同希持勒會面之後，總是感到精神為之一振。外國人也不能不受感染：勞埃德·喬治只是訪問希特勒後受到引誘的英國政治家中最突出的一個，甚至墨索里尼開始雖帶有拉丁式懷疑，隨後是因嫉妒而苦惱，並一再感到憤怒和怨恨，卻一直是處在元首的心理統治之下。希特勒的獨自式談活把他同部長們和將軍們的個別談話和會議降低到群眾會上講演的水平，卻沒有損害他的權威；這類談活反倒成了維護權勢的手段。

在許多目擊者之中，我只舉一個例子——一位加拿大人的判斷：“我能聽希特勒就某個問題的一方面談論一個小時，如果他再談一個小時而所談的同前一小時完全相反，我也聽得下去並相信他。這就是我所認為的希特勒的雄辯能力！如果他能使我那樣，那他對德國聽眾的說服力又該有多大呢！”

當然也有不為希特勒魅力所動的人，特別是德國的將軍和外國政治家中的齊亞諾，但關係重要的卻是其他人。

希特勒的首要政治天賦就是雄辯術，用講話掌握聽眾。這是他決定性的天賦，如同拿破崙掌握軍隊的天賦一樣。“今天說話就是戰鬥，”魯登道夫的一個參謀人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時刻這樣寫道。“把話說對了就是打了一次勝仗，把話說錯了就是打了一次敗仗。”正是以這種精神和在同樣的情況下，希特勒學會了宣傳的藝術。從他所能造成的動亂的深度和廣度來看，他是歷史上最大的大眾演說家。

設想一下當他象和平時期那樣慣於站在柏林滕佩爾霍夫廣場檢閱臺上，在他面前的是一百萬德國人，他的感覺是什麼。這是任何人面前從未有過的最大的人群。在一個民主國家，你決不可能集中這麼多的人，因為這要他們花費十二個小時集中，再花費十二個小時解散。

他對德國聽眾的講話說明了他敘事簡單、一再重複和喚起獸性的感情的原則。沒完沒了地東拉西扯、翻來覆去，並且習以為常地控告他的敵人犯下了罪行——這些罪行正是他本人打算對他們去犯的——因而令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覺。不過他還有另一條同樣重要的原則，就是講話應當適應特定的聽眾。講話的成功不僅限於對那些偏愛聽他講話的德國人，因為那些偏愛他講話的人不僅限於德國。甚至那些並不那麼偏愛他的外國人，在他們從無線電裡聽1938年和1939年希特勒的講話時，歇斯底里加上女聲女氣的刺耳聲音也傳來他的邪惡威力。

希特勒正是靠他的口才在德國上臺執政：那時候，他的演說就好象是當年年輕的拿破崙在義大利所獲得的勝利。

1932年1月，希特勒在迪塞爾多夫工業俱樂都會見了德國西部重工業巨頭們——他的聽眾是頭腦冷靜、不動感情的企業界人士，而在他講話結束時卻贏得他們熱烈的贊同。這也許是他作為一個雄辯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這是一項極妙的論證。那篇講話是國家社會主義歷史上的里程碑。

另一項靠雄辯取得的決定性勝利，發生在更加陰沉的國內危機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