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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溫和主義者”準備同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監護著他們國家的英國人或法國人作出策略上的妥協，而“極端主義者”則只接受完全的和即刻的獨立，這兩者之間的分歧從上層少數派的“擁護者”一直擴大到下面較低階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階層的“追隨者”。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發達，部分是由於中東向往於被納入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明軌道而產生的實際需要，但也還有第二位的原因，即出於提高國家威望和效法先進的考慮。但對於如何將青年的學習同一些向他們開放的在經濟和社會上可以做的事情相聯絡，卻不夠注意；結果是——在埃及尤其是如此——勞動力市場上充斥著大批過剩的年輕“阿凡提”，這些人無一技之長，什麼商業或高階職業都幹不了，回頭去幹他們父親乾的那種比較平凡的活兒吧，又因受過一些教育而顯得不相稱。在巴勒斯坦，英國向猶太復國主義所作的承諾使阿拉伯上層少數派在政治上處於無權地位，那位民族領袖（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賽尼）對這一階層幾乎具有無上影響。然而在中東的其他國家，上層少數派已從暫時預設問英法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為代價而贏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權力。當英法豢養的寵兒們感恩戴德地繼續其同主子的寄生關係時，另一些被擯棄在此種恩澤之外或堅持政治原則而不願同“帝國主義”妥協的人，便脫離他們而轉入顛覆性的半地下組織（部分是由於這些人被取消了按憲法應有的發表意見的權利，部分則由於這些人生來愛施陰謀詭計），並集結於某個領袖的周圍，在這些支持者看來，這位領袖是令人感動的，而在批評他的人看來，他只是一個狂熱者。

就德意兩國政府而言，它們在充分利用中東極端主義運動方面的行動絕不緩慢，它們氣味相投，是由於它們都同樣反對英法，都同樣崇拜“一個領袖”的原則。某些阿拉伯極端主義領袖曾在德國受過部分教育，巴爾杜爾·馮·席拉赫1937年的中東之行可以使一個受到他庇護的地方領袖身價百倍；據說，軸心國的津貼給寒傖的團體佈置了漂亮的俱樂部會客室，就這樣為無所歸屬的青年提供了參加這些團體的物質上的動機。

對極端主義青年運動的此種鼓勵，只是自1935年以來德意在中東所發動的反對英法的政治攻勢的一個方面，或許還是一個較小的方面。廣泛和耗資巨大的宣傳是透過接受津貼的通訊社、廣播、電影和教育機構進行的。隨著沙赫特的1936年訪問之後，德國在發展互惠貿易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它往往以高於世界市場頗多的價格購買農產品，然後以德國軍械和工業品作為交換。到了1937年，這兩大強國集團已在為控制中東而進行著一場政治和經濟鬥爭，即使是那些最迫切希望自己的領域不受歐洲勢力干擾的穆斯林統治者，也不能漠不關心地超然於局外了。沙烏地阿拉伯國王和葉門的伊瑪目都派代表參加了1939年初召開的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倫敦圓桌會議；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早在1933年便同美國石油界訂立了開發其東海岸油田的契約，孤傲得多的伊瑪目葉海亞則同英國、義大利、蘇聯和日本等迥不相同的國家都訂了各種條約。

強國活動的增強促使中東國家採取的第一個步驟便是試圖在它們自身之間結成一個共同陣線，以免逐個地成為它們所不能左右的敵對政策的毫無希望的犧牲品。奧斯曼帝國瓦解後在接著成立的各國間留下了許多沒有解決的爭端，要不是英國施加影響從中斡旋，這些爭端是會導致許多次小型戰爭的。土耳其共和國同伊拉克有著邊界爭端，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強行調整了它同敘利亞的邊界。波斯一直都在為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邊界爭吵。沙烏地阿拉伯事實上一直在同它的鄰國葉門打仗，而伊本·沙特同外約旦的埃米爾·阿卜杜拉又有著二十年之久的王位之爭和邊界爭端，後者現在是雜湊米家族的首腦，這一家族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