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內實現經濟自給自足的目標。如果劈開這個“戈爾迪之結”所需要的兵器仍然是那把古舊的刀的話，日本人可能會心裡樂滋滋，因為作為刀劍匠，除了大馬士革人，他們是舉世無雙的。然而，在一個西方化的世界裡，劈開結子的武器卻是工作母機，這方面日本就不知所措了。它在學會西方技術本領方面固然在過去的八十五年中取得了令人欽佩的進步，但是它的擅長西方式冶金的專家，就象它的這一行業的原材料一樣，仍然少得可憐。這是一個瓶頸，堵塞著它整個新的重工業的發展，嚴重地限制了工作母機制造業，而其他一切冶金加工都有賴於工作母機的製造業。1939年，日本仍然不得不從國外——主要從美國——購買幾乎所有高階工作母機和精密儀器，以應付它正在強行迅速擴大的機械工程業各部門的需要。它在為實現機械工程業的獨立而培養必要數量的掌握必要技術的技本專家方面所要花的時間，比它把滿洲的鐵礦石開採量增加到可以不用進口外國廢鋼鐵，從而實現原料自給自足所要花的時間還要長。

因此，日本沿著如此危險的政治道路所迫切追求的經濟自給自足，在1939年還是連個影子也沒有。一些外國在1929年以後突然對日本關閉了它們的市場，致使它的輕工業遭到了嚴重破壞，它們同樣有力量可以使日本在目前為征服足以自給的經濟領域的事業受到挫折；它們能夠斷絕它的幼稚時期的重工業的主要裝置和不可缺少的原料供應；日本目前所蓄意策動的對外侵略政策，已使若干大國產生一個新的動機，想要在日本業已搖晃的車輪上塞進一根煞車捧了。在三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期間，外國政府採取的措施曾經那麼沉重地打擊過日本，當時那樣做在意圖上尚未懷有敵意，但卻沒有考慮到會對他人產生的後果，而到了這十年行將結束的時候，這種同樣不顧後果的做法對日本卻仍然具有破壞性的威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早期，外國為了保護自己的民族經濟，曾經對日本封閉了它們的市場；1939年，它們開始切斷了對日本的供應，那是因為它們要為即將在歐洲爆發的戰爭作準備，它們為供自己使用而建立起重工業的軍事利益，這時已日漸超過了他們從對日貿易中所獲得的經濟利益。與此同時，日本的新侵略行徑那時又激起了民主的工業國家另一個動機，即對日本施加經濟壓力；從長遠看，儘管這另一個動機也可以部分地看作是一種進步的利已主義，但它卻是部分地更加利他的，因此也就更加不容輕視。特別在美國和英國，人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侵略者應當受到抑制，受害者應當得到保護，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即使當時的侵略從狹義上講，並沒有直接威脅到英語國家的自身利益，“國家利益”一向在習慣上是作狹義解釋的。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又逐漸感到，按照範圍更廣、看法更清楚的解釋，熱愛民主的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正是他們的原則所規定的這個政策，因為他們的最大利益就是繼續自由地遵循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一個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仍然可以逍遙法外的世界裡，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沒有繼續存在可能的。

日本的侵略行為在英國人和美國人心裡所激起的不滿和憂慮還沒有以任何積極的政治行動表現出來，日本人還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理由使自己相信，他們在這方面不用害怕。那時英國畢竟要以全力忙於應付歐洲爆發新戰爭的威脅，美國又似乎無意以犧牲它自己所鍾愛的孤立去促進一個能保障民主安全的世界的實現。然而，對劫數難逃的日本人說來，凶事的初步預兆已經隱約可見了。雖然還沒有第三方公開幫助中國人抵抗他們的日本侵略者，日軍僅僅由於中國土地之廣大、地勢之艱險就已經前進不得了。這個階段出現軍事上的僵持是使日本人感到沮喪的，因為征服和統治中國乃是建立一個在日本控制下自給自足的東亞共榮圈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如果日本在由於美國的孤立主義以及英國和蘇聯忙於歐洲事務而造成的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尚遠遠未能達到它在中國的目標而處於“阻滯”狀態中，那末，它的前途又何堪設想？即使在那位寫判決書的天使筆下添上“諾門坎”一詞，或禍不單行地在1939年8月又宣告達成蘇德交易以及在1939年7月美國政府宣告廢除現行的日美商務條約以前，僅就1939年3月日本在中國所處的那種軍事形勢而言，就足以使日本人感到萬分沮喪了。

日本人的政治信念之荒謬更使他們當時面臨的處境具有諷刺性。對一個冷酷的外國觀察家說來，從物力的統計數字上估計一下日本的侵略力量，就可以知道，即便是它想用全力把整個東亞置於其控制之下的當前計劃，看來也完全是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