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夠麻煩的了，但1937年中日戰事的再度爆發，又帶來了新的困難。中國政府立即號召海外華僑提供財政援助。荷屬印度政府雖然允許推銷和認購中國公債，但不準採取群眾行動或宣傳。華人則進行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至於同日本的關係，日本在貿易蕭條時期對荷屬印度的商業滲透已成現實，當時日元的貶值和荷蘭人的繼續依附於金弗羅林均有助於日本的商業滲透。1933年，日本在荷屬印度的進口總額中所佔的份額巳達百分之三十二，而日本購買的荷屬印度產品只佔其總額的百分之五。於是政府採取行動，強制規定限額，這才為荷蘭和其他西方國家挽回了不少市場。然而對那些只買得起日本廉價商品的本地人來說，當然是不會沒有損失的。

荷蘭人對日本駛入荷屬印度各島之間的海域進行貿易的商船日益增多，也很擔憂。為討論這一問題，原定於1935年在神戶召開航運會議，由於日本堅持以日語為會議官方語言而破裂，致使荷蘭同日本之間產生了摩擦。不過翌年還是達成了一項兩國間劃分航運業務的協議。

1939年前的兩三年，即1937年3月，在日本眾議院發生了一件在荷日關係上突出的事件，當時民政黨的櫻井兵五郎說，荷屬新幾內亞是不發達地區，他問日本政府可否考慮同荷蘭政府展開談判，以便取得該領土的永久租借權，作為解決日本人口問題的手段。日本首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