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社”，它的主要目標是促進民眾教育，雖然後來逐漸增強了政治性。然而不久又有了第二個團體，“伊斯蘭教聯盟”，比“至善社”更有名氣。“伊斯蘭教聯盟”是在1910年當中爪哇的臘染法工業不景氣時成立的，它給民族主義運動輸入了宗教成分。起初這個團體的綱領是溫和的，只是為印度尼西亞爭取在荷蘭帝國範圍內的自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所表現的精神便激進起來了。歐洲人和荷裔歐亞混血兒（荷裔歐亞混血兒於1914年成立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中的激進分子在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中給了它以巨大影響。自歐洲歸國的印度尼西亞學生組織的那些“讀書會”也不斷地對民族主義運動施加愈來愈大的影響。

“國民議會”只要一開會，就成了慷慨陳詞、大肆抨擊政府的講壇。有一個時期形成了一個激進派集團，其中不僅包括“伊斯蘭教聯盟”、“至善社”和“英素琳特黨”（一個歐亞混血兒組成的政黨），還有“東印度社會民主黨”。在1920…1927年間，共產主義開始對民族主義運動產生愈來愈顯著的影響，共產黨人並於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來暴動，但被輕易地鎮壓下去了。正如阿姆裡·範登博施所說的：“既然共產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對立面，那麼對發生的事情所作的最好解釋也許是，各自為著自己的目的，不是共產主義利用民族主義，便是民族主義利用共產主義。”對共產黨人暴動的鎮壓終止了民族主義運動尋求和希望外國援助的意圖。

在歐戰爆發的幾年，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極為錯綜複雜。具有不同目的和方法的民族主義政黨紛紛成立，並於1928年組成一個聯盟。由於其成員在追求的目標方面存在著某些根本性分歧，該聯盟的活動並不協調一致。印度的民族主義對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影響頗大，印尼民族主義運動採納了印度的“國產”方案來加強經濟戰線，“國產”也就是在國內製造迄今一直是輸入的商品。1936年，民族主義者成功地使“國民議會”透過了一項決議，要求荷蘭政府召開帝國會議，以便起草一項給印度尼西亞以在荷蘭帝國範圍內自治的計劃。

荷蘭人對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反應是多種多樣的。“祖國俱樂部”成立於1929年，旨在維護歐洲居民的利益並保證帝國不受侵害。但當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黨領袖米塞於1935年來到荷後印度的時候，支持者卻寥寥無幾，這個運動到1937年就在世界的這一地區消失了。與此同時，荷蘭居民中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便自己組織起來，對較為溫和的民族主義者的目標持同情態度。此時另一個由歐洲人和印度尼西亞人共同成立的團體則鼓吹聯邦結構，認為這是促使帝國各部分相互團結的最佳方法。當時在印度尼西亞人自己中間的一些保守團體，都主張加強各土邦蘇丹的權力，有一個運動則主張摩鹿加群島在荷蘭政治結構內實行自治。

1939年春天，命中註定要在1942…1945年戰後獲得巨大聲望的三位民族主義領袖還都在拘禁中。蘇加諾（生於1901年）於1933年被捕，原來拘禁在弗洛勒斯，1937年被轉移到蘇門答臘的明古魯。沙利爾（生於1909年）和穆罕默德·哈達被拘禁在西里伯斯和新幾內亞之間的斑達奈拉島。

在1929年至1939年這十年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歐亞混血兒日益傾向於印度尼西亞。他們大約有二十萬人，私營商店的店員和政府辦公室的低階職員被認為是他們的世襲職位。這些印（尼）歐人沒有土地權，備受社會地位低下之苦，所以日益傾向於同情民族主義者。其他混血兒也是這樣，尤其是印（尼）華人和印（尼）阿（拉伯）人更為明顯。

與此同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興起的工會運動已經迅速壯大起來，不用說，它是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共產黨人和穆斯林民族主義者為爭奪工會運動的控制權鬥爭了好多年，但政府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終期對騷亂的鎮壓，實際上使共產主義不再成為一支公開力量了。

除了民族主義運動外，荷屬印度政府所面臨的主要國內問題，就是華人間題，而這個問題又涉及到國際方面。散居在東印度群島的華人計有一百二十五萬。這些華人和在其他地方的華人一樣，是這個國家裡的經紀人以及錫礦和橡膠園的勞工。隨著中國國內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和國民黨政權的建立，中國政府對他們的海外僑胞愈來愈積極地關心，而且不分“新客”（即來自中國的移民）和“僑生”＇即印（尼）華人＇，都一視同仁，根據中國的子女國籍取決於父母國籍的原則，他們統統都是中國公民。這種情況本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