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作者給了許多樂隊卻沒人肯要的壓箱底的貨色。我們努力修改了其中一首的歌詞，但是沒有被很好地採納。可是，假如他們認為給我們難堪就能讓我們變得更聽話，他們就錯了——這隻會更加堅定我們的決心。

如果他們想那樣，我們就只好自己寫歌了。

這好像變成了一項任務。潔芮有一臺小卡西歐，我記得我們都聚在大廳的另一半，坐在這張舊木桌上——我說的是坐在上面——我們就開始哼一些曲子，把想到的歌詞和曲子寫下來。我們會一直幹到凌晨，想自己寫點東西。我們中沒人真正懂得演奏，但是，那臺卡西歐能讓我們不跑調。

我們的第一首歌叫《就在那些日子中的一天》，就是在那張舊桌子上寫出來的。

“我們要唱我們自己的歌，”我們在奇克偶然來的時候對他說。我們可能說的是印度斯坦語。他只是抬起手。

“姑娘們，姑娘們。”

“我們也不喜歡‘觸控’這個名字。”

“‘觸控’又怎麼啦？”

“這不是我們。”

“觸控”，像是鮑勃和克里斯管理公司的名字；我們認為“心”這個名字又太露骨。我們需要點有稜角的東西。

“興奮五人組”怎麼樣？“加五”呢？“活力五人組”呢？一個聽起來像吸毒，一個太大，還有一個有版權問題，因為這是一種果汁的牌子。但是這種想法一直揮之不去。後來，鮑勃和克里斯策劃了一個男子演唱組：“伍”。

還是潔芮機靈。她和梅爾·C剛從體操房回來——梅爾·C是一個健身狂，而潔芮是一個瘦身狂。潔芮一路穿過廳門奔進來。

“我想到了。”

“什麼？”

“辣。”

“‘辣’什麼？”

這是在搞笑嗎？

“我們的名字。‘辣’。這個詞有5個字母，就是我們5個。

一個單詞代表五種不同的口味。怎麼樣？你們認為呢？“

我們的展示定在11月下旬回到牧羊林的“諾明斯”工作室舉行。奇克給了我們50英鎊買服裝（“買點漂亮的，姑娘們”），因此，潔芮和梅爾·B去了卡姆登市場，買回來幾件合身的阿迪達斯T恤衫，配上我們自己的牛仔褲和運動鞋。我們不想穿一樣的衣服——我們實際也沒有——但是的勃和克里斯說我們必須這樣，正如我們必須唱他們的歌一樣。

在表演的時候，你太全神貫注了，直到演出結束你才會注意到觀眾——我們做得就像一場有麥克風、燈光、回放的正規演出一樣。一整天都陸陸續續地有人來，所以，這場展示我們一定做了四五次。我不清楚有多少人來看我們演出，可能有100個人之多——有20或是30個人我們每次演出時都在那兒。我記得我們最後像正規演出那樣鞠躬時，他們好像真的喜歡我們，他們鼓掌，歡呼，讓我們感到十分驚訝。後來，我們坐在一英尺高的小舞臺邊上，每個人都走上來，說我們表演得不錯。他們當中我們一個都不認識，但是你能判斷他們不是在開玩笑。

當他們開始問是否有人有問題時，我只是坐在那兒，一言不發，因為我的問題將肯定是一堆廢話，對此，我感到尷尬。潔芮非常心直口快，而且絕對無所畏懼。那是潔芮好的地方，這對我們大家都好。

秋天以來，愛瑪成了我們的一員之後，我們一直不斷地跟鮑勃、克里斯和奇克嘮叨，想從他們那兒得到某種約定或者合同，但是，他們總是跟我們拖延。沒有一個人被告知我們被錄取了，我們得到了那份工作。我們得到的僅僅是每星期60英鎊，僅此而已。既然他們看到了別人也對我們感興趣，情況就不一樣了。突然話就成了：“糟糕，我們沒有讓她們簽約。”而對我們來說，這則是：“狗屎，謝天謝地，我們沒有簽約。”

“等到我和我爸爸談過之後再說，”幾天以後，當裝有法律檔案的信放到我們的門墊上時，我對其他人這麼講。

我還沒有提到的是，在我們家，我並不是第一個有夢想的人。其實，在60年代，我爸爸曾經在幾個演唱組呆過，名叫“音韻”和“卡爾託”。痛苦的經歷使他對合同有了深切的認識。透過某種渠道，“音韻”結識了喬·米克——喬·米克之於倫敦正如布賴恩·愛潑斯坦（甲殼蟲樂隊經理，原為利物浦一唱片店老闆）之於利物浦。喬·米克是經紀人兼作者——他的錢大部分都是從一曲《通訊衛星》賺來的，1962年“龍捲風”樂隊演唱這首歌時引起巨大的轟動。不管如何，他為這支樂隊進行了預演選拔，並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