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稱他為領袖。“國民黨只有兩位領袖，一是孫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蔣介石總裁。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沒有人可以再稱為領袖。”

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只有國家民族的萬歲，只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

在毛澤東逝世後不到一個月，在十月六日晚，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一舉擒獲“四人幫”，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束了“文革”浩劫。

華國鋒只是過渡性的人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成了中共的實際領袖——雖說此時華國鋒仍擔任著中共中央主席。

鄧小平和蔣經國早在一九二五年便結識於莫斯科中山大學。這年年底，蔣經國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小組長為鄧希賢，即後來的鄧小平。他倆是同班同學。由於他倆個子都不高，站隊時，總是站在一起，肩並著肩。想不到，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倆分別成了國共兩黨的第二代領袖。從此，開始了鄧小平和蔣經國的對弈，鄧小平執紅棋，蔣經國執藍棋，繼續著毛澤東和蔣介石那盤沒有下完的棋……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後記

終於寫完了這部五十五萬字的長篇《毛澤東與蔣介石》。

我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我不由得想起寫作《毛澤東與蔣介石》那些日子裡，我曾應《上海畫報》之約，在該刊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發表一篇文章，現摘錄若干內容於下：

從千里之外飛回上海，坐進書房“沉思齋”，我的身上似乎還散發著重慶的霧氣。我正在寫五十多萬字的長篇《毛澤東與蔣介石》，重慶談判是全書的高潮。我實地踏勘了當年毛澤東下榻的紅巖村、國共談判所在地張治中公館“桂園”以及蔣介石的官邸，採訪了許多當事人，使我下筆之際，充滿了現場感。

這幾年，我正致力於系列長篇“紅色三部曲”的創作，第一部《紅色的起點》和第二部《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的第一版已於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印行。《毛澤東與蔣介石》是第三部。

我用文學筆調，寫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二十八年間的紅色歷程。

為了寫“紅色三部曲”，我奔走於“白髮世界”，尋訪眾多年已耄耋的歷史當事人並沿著中國革命的紅色之路實地採訪：從上海的中共“一大”紀念館，到嘉興南湖，入“八一起義”的南昌，上井岡山，進瑞金，步入遵義會議會址，走訪延安窯洞……此外，還細細觀察了西安事變發生地和重慶談判的場所。至於北京，則去了一回又一回。

《紅色的起點》和《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在中國均進入了暢銷書排行榜，印數各達十萬冊。一九九二年十月，我前往成都第五屆全國書市簽名售書。一天之內便售出一千二百本《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簽名本。

我正面對歷史而沉思著，我的書齋也因此取名“沉思齋”。寫作《毛澤東與蔣介石》，早在一九九三年元旦所載我答記者問《葉永烈笑談〈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文中，便已談及：“全書共十二章，約四十萬字。”如今，按原計劃寫了十二章，而總字數卻大大超過了。確實，《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內容非常豐富，即使寫成一百萬字，也還“緊巴巴”的。《毛澤東與蔣介石》與“紅色三部曲”的前兩部不同。前兩部寫的是斷代史：《紅色的起點》寫的是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雖說也寫及中共“一大”代表們後來的命運；《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寫的是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雖說也寫及遵義會議前後的一些事件。然而，《毛澤東與蔣介石》卻囊括了半個世紀的中國現代史及當代史。

《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時間跨度那麼大，給寫作帶來的困難，比前兩部長篇要大得多。我不能不作更為廣泛的採訪，包括國共雙方的人物——而前兩部書的採訪，是在中共人物的一方。我在寫作時，繪製了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歷史曲線”，描出他們之間關係的“波峰”和“波谷”。這起伏的曲線，既是中國現代、當代史的艱難發展歷程，也是全書情節起伏的波瀾。由於內容實在太豐富，我不能不採取詳略結合的方法。西安事變、皖南事變是毛澤東和蔣介介石關係史上一起一伏的重大事件，而重慶談判則是兩人關係史上的高潮，我均予以詳寫。尤其是重慶談判，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面對面交往的四十三天，寫了五萬字。而一九四九年十月後至他倆去世，漫長的二十六七年，也只寫了兩章而已。

關於毛澤東和蔣介石在二十年代的交往，是歷史研究的一個空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