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蔣、汪攜手，返回南京。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接替孫科，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主持政府工作；三月六日，蔣介石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掌握軍權。從此，人們對蔣介石改稱“蔣委員長”。從此，國民黨形成了維持多年的“蔣汪體制”，形成了“蔣主軍、汪主政，蔣、汪共同主黨”的格局。胡漢民則在兩廣主持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跟蔣、汪保持半獨立的狀態，但畢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盤。在蔣、汪之間，蔣掌兵權，實力勝於汪……

在中共黨內，鬥爭也頗激烈：連任五屆總書記的陳獨秀，因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下臺；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因“左”傾盲動錯誤而下臺；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傾冒險錯誤而遭批判；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援，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又開始實行“左”傾教條主義……這一右三“左”，折騰著中共，走馬燈似的改換著領袖，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共黨書》，以譏誚的口吻，論及了中共的黨內鬥爭：“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線當中。“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處指民國紀元，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下同，

不另注）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發生了農民問題及職工運動的錯誤；至於所謂立三路線的破產，鄧中夏退卻路線的荒謬，都是你們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論，你們便再若干年，也無非是一個錯誤的環境，這種鐵的事實是在雄辯著共產主義不能施行於中國，即共產黨不能存在於中國。”“無論你是什麼策略，什麼路線，左的，右的，折中的，總之是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蔣介石先生告共黨書》，載中統局內部編印的《轉變》一書，二九九至三○○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版。

蔣介石說這番話時，中共確實正處於領袖危機之中——由於中共那時沒有一個能夠穩穩地掌舵的領袖，這使中共連連失誤。然而，在蔣介石說那番話的一年多之後——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脫穎而出，成為中共舵手。從此，中共形成“毛張體制”。張，即張聞天，當時用“洛甫”之名，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軍權，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袖。毛澤東也走過了曲折的時浮時沉的政治道路：他上了井岡山之後，與朱德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為軍長，他為黨代表。這樣，他的最初的稱呼曰“毛黨代表”。一九三○年八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這樣，人稱“毛委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出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從此，對毛澤東的習慣稱呼便叫“毛主席”。不過，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歷受打擊，他又幾番病重，以致一度誤傳他病逝，共產國際還為他發了訃告！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頂帽子：一曰“槍桿子主義”；二曰“一貫機會主義”；三曰“狹隘經驗論”。

那時，中共受共產國際領導，毛澤東未曾在蘇聯受訓，得不到共產國際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從蘇聯歸來的“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的排斥。然而，毛澤東畢竟在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中，顯示了他的睿智和才華。特別是處在當時殘酷的戰爭環境中，誰能領導部隊打勝仗，誰就會在黨內、軍隊享有威信。如果說蔣介石還算在日本振武學校念過一點軍事的話，毛澤東則連這麼點“資本”都沒有。詩人氣質的他，原本書生一個，寫文章是他看家本事，打仗則純屬外行。奇怪的是，此人“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居然從中諳熟韜略。雖說也曾打過幾回敗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敵制勝。就連蔣介石坐鎮指揮，也多次敗在這位“筆桿子”手下……如此這般，當中共中央總負責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連連指揮失誤，幾乎斷送了紅軍之際，毛澤東在黨內、軍內呼聲甚高，也就順理成章，終於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張體制”。

從此，“毛張體制”的中共與“蔣汪體制”的國民黨相對抗，實際上，也就開始了以毛澤東和蔣介石為棋手（即“旗手”）的兩黨對抗的“棋賽”……雖說在此之前，蔣介石跟毛澤東有過幾番較量。那時，蔣介石似乎對井岡山上的朱毛紅軍不屑一顧，稱之“朱毛股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