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年前的二屆三中全會截然不同，這一回蔣介石由落到起，由沉到浮，他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手中的黨、政、軍大權失而復得！於是，人們對他的稱呼，從“蔣校長”、“蔣總司令”，變為“蔣主席”。這年十月八日，蔣介石又兼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於一身。另外，他還兼任海陸空軍總司令。

一九二九年三月，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三全”大會，胡漢民又與蔣介石合作，在會上致開幕詞。大會透過了《獎慰蔣中正同志案》，大有“大樹特樹”蔣介石“最高領袖”權威的味道。汪精衛則拒不出席會議，指責會議代表百分之八十由蔣氏“圈定和指派”，“所謂代表者，已完全喪失其意義”。之後，蔣介石下令軟禁胡漢民於南京湯山。“三全”大會加深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新軍閥們紛紛反蔣。先是桂系反蔣，爆發蔣桂戰爭；接著，閻錫山、馮玉祥又揭起反蔣之幟，爆發蔣、閻、馮大戰。一時間，打得好熱鬧。反蔣派擁戴汪精衛為領袖，另立中央，選舉汪精衛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再度成為蔣介石的對手。蔣介石和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展開大戰。好不容易，蔣介石戰勝了對手。這時，蔣介石才騰出手來，坐鎮南昌，對江西的朱（德）毛（澤東）紅軍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圍剿”。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擔任立法院長的胡漢民，不再與蔣介石合作，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猛烈抨擊蔣介石專制獨裁，又爆發蔣、胡之爭。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胡漢民被騙至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遭到軟禁。訊息傳出，輿論譁然。

汪精衛看準了時機，第三次跟蔣介石作對。汪精衛舉起了“救護黨國”、“打倒獨裁”之旗，聯合反蔣派，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汪精衛任主席，向全國發布《反蔣宣言》。於是，蔣介石調兵遣將討汪，爆發了寧粵之戰……看來，在四分五裂、群雄並存的國民黨裡，蔣介石欲成為最高領袖、“絕對權威”，也並非易事。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國共分別確立了“蔣汪體制”和“毛張體制”

就在蔣汪對抗、寧粵衝突之際，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瀋陽北大營響起了炒豆般的槍聲。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發動突然襲擊，炮轟瀋陽城。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絕對不準抵抗”。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導致一百三十萬平方公里、三千萬人民的東三省，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裡，落入日軍之手！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上下的憤慨之情。汪精衛藉此機會，猛烈抨擊蔣介石，堅持要蔣介石下野。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時達到了高潮：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召開；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汪精衛主持下召開；國民黨的“三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眼下，竟然有三個“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和上海舉行！在南京，蔣介石主持了“四全”大會；在廣州，孫科主持了“四全”大會——理應由汪精衛、胡漢民主持，會議開了一半，胡漢民回粵主持；在上海，汪精衛主持召開了一個“四全”大會。

國民黨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日軍侵略，民怨沸騰，而國民黨的“三巨頭”又如此分庭抗禮！無可奈何，蔣介石不得不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蔣主席辭職電》，宣佈下野——這是蔣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口中嘟嘟囔囔著“娘希匹”，蔣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總算蔣、汪、胡三派合一，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在南京召開。蔣介石“下野”於奉化，汪精衛“稱病”在上海，胡漢民也說自己“血壓高”，留在廣州。“三巨頭”都沒有在四屆一中全會上露面，會議由於右任主持。會議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蔣、汪、胡三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擔任主席。此外，改組國民政府，推舉空頭元老林森為主席，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沒有“三巨頭”出席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畢竟缺乏權威性。就在四屆一中全會結束半個多月後，一場重要的幕後交易在杭州進行：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從老家奉化來到杭州，住入澄廬。他寫了一封密信，託陳銘樞、顧孟餘赴滬，面交汪精衛。一直“稱病”的汪精衛見信，立即精神抖擻，百病皆無，趕往杭州。於是，這兩個多年來互為政敵的巨頭，在澄廬通宵密談，“相見甚歡”。這次密談，變“蔣汪對抗”為“蔣汪聯盟”。訊息不脛而走，胡漢民氣歪了鼻子——因為汪、胡有密約在先，兩人聯合反蔣，誰也不與蔣單獨密談。如今，汪背棄了胡，胡也就決心獨力與蔣、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