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不夠。以今日話語說，戰時的國家動員能力，楚國尚處於較低水平。儘管以楚國自身的歷史比較，此時的國家聚合力已經增至到最大。然則，以戰國之世所應該達到的最佳國家生命狀態而言，也就是橫向比較，楚國的聚合力尚遠遠不足。具體說，與敵手相比，楚國的聚合之力遠低於秦國：廟堂決策之效率、戰敗恢復之速度、徵發動員之規模、糧草輜重之通暢、國家府庫之厚薄、兵器裝備之精良、器用製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閉合、民氣戰心之高下……凡此等等，無一不低於秦國。也就是說，楚國的國家聚合能力遠遠低於戰國之世的發達狀態。所有這一切，面臨存亡之戰的楚國已經無法改變了，更無法做到秦國那樣的最佳狀態了。所以，結局是清楚的：秦國可以在主力大軍一次大敗之後，幾乎不用喘息地立即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二次戰爭，而楚國一旦戰敗，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楚國起源於江漢山川，數百年間蓬勃發展為橫跨江淮以至在戰國末世據有整個南中國的最大戰國。而且，這個南中國不是長江之南，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體接近黃河之南。如此煌煌廣袤之氣勢，雖秦國相形見絀。然則，就是如此一個擁有廣袤土地的最大王國，其國力軍力卻始終沒有達到過能夠穩定一個歷史時期的強大狀態。戰國之世，初期以魏國為超強，中期除秦國一直處於上升狀態之外，齊國、趙國、燕國都曾經穩定強大過一個歷史時期，甚至韓國，也曾經在韓昭侯申不害變法時期迅速崛起，以“勁韓”氣勢威脅中原。

也就是說，在整個戰國時期，唯獨楚國乏力不振。戰國楚最好的狀態，便是虛領了幾次合縱抗秦的“縱約長國”。戰國楚最差的狀態，則是連國君（楚懷王）都被秦國囚禁起來折騰死了。除了最後歲月的迴光返照，楚國在戰國時期從來沒有過一次撼動天下格局的大戰，譬如弱燕勃起那樣的下齊七十餘城的破國之戰。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國始終無法聚合國力，從而形成改變天下格局的衝擊性力量。楚國的力量，只在兩種情勢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發：一種是對包括吳越在內的南中國諸侯之戰，一種是向淮北擴張的蠶食摩擦之戰。這就是之所以楚國已經逼近到洛陽、新鄭以南，而中原戰國卻始終沒有一國認真與楚國開戰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說，在北方大戰國眼中，楚為大國，完全不許其北上擴張幾乎不可能；而要楚國聚力吞滅哪個大國，則楚國也萬難有此爆發，故此無須全力以赴對楚大戰。當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秦國威脅中原太甚，山東戰國寧可忍受楚國的有限蠶食。若非如此，則很難說楚國能否在戰國後期擴張到淮北。

一個廣袤大國長期乏力，必然有著久遠的歷史根源。

我們得大體回顧一番對楚國具有原生意義的歷史發端事件。

楚國的歷史，貫穿著一條艱難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獻中又稱為“荊”、“荊楚”。考其原意，楚、荊皆為叢木之名。《說文》雲：“楚，叢木，一名荊也，從林疋聲。”又云：“荊，楚木也，從屾刑聲。”李玉潔先生之《楚國史》以為：“疋，人足也。如此論，則楚乃林中之人……古時刑杖多以荊木為之，故荊字從刑。荊、楚，同物異名，後又合而為一。”《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楚大夫子革雲：“昔我先王熊繹，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餘史料都說明，楚人確實是在荒僻的荊山叢林草莽中拓荒生存，歷經艱難而發展起來的一個部族。

依據種種史料評判，至少從殷商末期開始，楚部族與中原王朝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經成為受封於楚地的殷商小方國。據西漢劉向《別錄》載：商末之時，楚人族領鬻熊曾與商紂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記·楚世家》則記載：“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說，鬻熊當時接受的封號是低等子爵，尚很難說是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時，楚部族首領熊繹才正式被周王室冊封。就其實際而言，則是周王室承認了事實上已經自立發展起來的楚人部族。其冊封確認的三件大事是：國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陽；姓，羋氏。自此，楚人具備了西周諸侯封國的三大要件，相對正式化地成為了西周諸侯。但是，由於楚部族封國的爵號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難與中等以上諸侯相提並論。《史記·楚世家》雲：“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俱事成王。”

顯然，與魯國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國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飛躍，是周幽王鎬京事變後的熊通稱王。

當時，西周失國，平王東遷洛陽而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