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陷，無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終身制時代，這種“長生果庸主”積小錯而致大毀的程序，幾乎是人力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庸主若短命，事或可為，庸主若搖搖不墜，則上天註定了這個邦國必然滅亡。譬如秦國，也曾經有一個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現，但卻只有三年便舉鼎脫力而暴死了。後來又有兩個庸君，一個秦孝文王，一個秦莊襄王，一個不到一年死了，一個兩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對秦國的危害並不大。在位最長的秦昭王也是五十餘年，然秦昭王卻是一代雄主。然則，即或如秦昭王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將秦國廟堂帶入了一種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況乎魏惠王這等“長生果庸主”，豈能給國家帶來蓬勃氣象？這等君主當政，任何錯誤決策都會被說得振振有詞，任何墮落沉淪都會被披上高貴正當的外衣，任何齷齪技術都會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見都會被善於揣摩上意的親信駁斥得一文不值。總歸一句，一切在後來看去都是滑稽劇的國家行為，在當時一定都是極為雄辯地無可阻擋地發生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個奇特的癖好，酷愛熠熠華彩的珍珠，並認定此等物事是國寶。史載：魏惠王與齊威王狩獵相遇於逢澤之畔，魏惠王提出要與齊威王較量國寶。齊威王問，何謂國寶？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說，國寶便是珠寶財貨，譬如他的十二顆大珍珠，每顆可照亮十二輛戰車，這便是價值連城的國寶。齊威王卻說，這不是國寶，真正的國寶是人才。於是，齊威王一口氣說了他搜求到的七八個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難堪。這是見諸史料的一次真實對話，其意義在於最典型不過地反映出了有為戰國對人才競爭的熾熱以及魏國的遲暮衰落。

也許是受了這次對話的刺激，也許是有感於秦國的壓迫，總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國突然瀰漫出一片敬賢求賢氣象。這裡有一個背景須得說明，否則不足以證明魏國失才之荒謬。戰國時期，魏國開文明風氣之先，有識之士紛紛以到魏國求學遊歷為榮耀，為必須。安邑、大梁兩座都城，曾先後成為天下人才最為集中的風華聖地，鮮有名士大家不遊學魏國而能開闊眼界者。為此，魏國若想搜求人才，可謂得天獨厚也。可是，終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紛紛流失，魏國竟一個也沒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從魏國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個：商鞅（衛人，魏國小吏）、孫臏（齊人，先入魏任職）、樂毅（魏人，樂羊之後）、張儀（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吳起，此後的范雎、尉繚子，以及不計其數的後來在秦國與各國任官的各種士子，可以說，魏國是當時天下政治家學問家及各種專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則是商鞅後來的驚世變法改寫了戰國格局，二則是商鞅是魏惠王親手放走的。商鞅的本來志向，是選擇魏國實現抱負。魏國曆史的遺憾在於，當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幾次舉薦給魏惠王時，魏惠王非但絲毫沒有上心，甚至連殺這個人的興趣都沒有，麻木若此，豈非天亡其國哉！

種種流失之後，此時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賢，又是何等一番風貌呢？

《史記·魏世家》載：“惠王數被于軍旅，卑禮厚幣以召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你等老人家）不遠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慾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這一場景，實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莊重無比，先宣佈自己不說油滑的虛話，一定說老實話（寡人不佞），於是，一臉沉痛地將自己罵了一通，最後鄭重相求，請幾個赫赫大師謀劃有利於魏國的對策。如鄒衍、淳于髡等，大約覺得魏惠王此舉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著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偏大師孟子自視甚高，肅然開口，將魏惠王教訓了一通。滑稽處在於，孟子的教訓之辭完全不著邊際。分明是一個失敗的君主向高人請教利國之道，這個高人卻義正詞嚴教導說，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義！也就是說，孟子認為，作為君主，連“利”這個字都不能提。在天下大爭的時代，君主不言利國，豈為君主？更深層的可笑處在於：魏惠王明知邦國之爭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師孟子的治國理念，明知鄒衍、淳于髡等陰陽家雜家之士的基本主張；當此背景，卻要生生求教一個自己早已經知道此人答案的問題，豈非滑天下之大稽？說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