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畢竟聰明，見田文擺平了老臉與自已周旋論道，便知道此人絕不是那種憑功勞說話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載的“起默然良久，曰‘屬子之矣。’”吳起的服輸，實際上顯然是講求實際的政治家的顧全大局。不想，卻被太史公解讀成了“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這個田文，既不是後來的孟嘗君田文，史料中也沒有任何只言片語的功業，史料中的全部蹤跡便是與吳起的這幾句對答，及“田文既死”四個字。如此一個人物，豪氣干雲的吳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處之認定。只能看做一種誤讀，而不能看作事實。

歷史煙霧之深，誠為一嘆也！

重要大臣將軍之間的這種微妙狀況，魏武侯不可能沒有覺察。之後的處置方式，立即證明魏武侯對吳起早已經心存戒懼了。田文死後，公叔為相。這個公叔丞相欲將吳起從魏國趕走，與親信商議對策。其親信說，要吳起走，很容易。親信的依據是秉性評判：吳起有氣節，剛正廉明並看重名譽。潛臺詞很顯然，這等人得從其尊嚴名譽著手。親信謀劃出了一個連環套式的陰謀：先以固賢為名，請魏武侯將少公主嫁給吳起，言明以此為試探吳起的婚姻占卜——吳起忠於魏國，則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從，而後由丞相宴請吳起，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當著吳起的面辱賤丞相；吳起見如此公主，必要辭婚；只要吳起辭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國了。後來的事實果然如此：吳起辭婚，魏武侯懷疑吳起而疏遠，吳起眼看在魏國無望，便離開魏國去了楚國。這是一則深藏悲劇性的喜劇故事，使吳起的最終離魏具有了難言的荒誕性。

吳起離魏，至少證實了幾個最重要的事實：其一，魏武侯疑忌吳起由來已久，絕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經沒有了囊括人才的開闊胸襟，也沒有了坦率精誠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時期，魏國的內耗權術之道漸開，廟堂之風的公正坦蕩大不如前。從魏國人才流失的歷史說，吳起是第一個被魏國擠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國尊賢風氣忽然復起。

魏武侯死時，魏國的廟堂土壤已經滋生出了內爭的種子，這便是魏武侯的兩個兒子，公子罌與公子緩爭位。這個公子罌，便是後來的魏惠王。公子罌得到了一個才能傑出的大夫王錯的擁戴效力，佔據了魏國河外的上黨與故中山國之地，公子緩失勢。可是，公子罌還沒來得及即位，韓趙兩軍便進攻魏國了。韓趙遵循晉國老部族相互吞噬的傳統，要趁魏國內亂之機滅魏而瓜分之。濁澤一戰，公子罌軍大敗，被韓趙兩軍死死包圍。然則，一夜天明，幾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罌卻看見兩支大軍竟然沒有了。事後得知，是兩國對於如何處置魏國意見相左。各自不悅而去。對這場本當滅魏而終未滅魏的詭異事變，戰國時評是：“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也就是說，魏武侯終究沒有堪當大任的兒子，魏國原本是可以破滅的。言外之意很顯然：沒有滅國，並不是公子罌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罌不如此看，他將魏國大難不死歸結於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罌即位之後立即宣佈稱王，成了戰國時代第一個稱王的大國（自來稱王的楚國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稱霸前期，衰落中期，遷都大梁之後的末期。第一時期是魏國的全盛霸權時期，大約二十餘年；其時白圭、公叔痤先後為相，龐涓為上將軍，率軍多次攻伐諸侯，威勢極盛，國力軍力毫無疑義地處於戰國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時期，以三次大戰連續失敗為轉折，魏國霸權一舉衰落。這三次大戰是圍魏救趙之戰、圍魏救韓之戰、秦國收復河西之戰。第三時期，以魏國畏懼秦國之勢遷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後二十年。

總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國王生涯之概貌，成敗皆在於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戰國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歷史不乏那種極具才華而又極其昏庸的君主。秦漢之後，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戰國之世亦不少見。魏惠王者，一個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於他具備了這種君主給國家帶來巨大破壞性的全部三個特徵：其一，聰敏機變，多大言之談，有足以顯示其高貴的特異怪癖，此所謂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謀也，與真正的智慧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後世的少年晉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許多人誤認為“英主”；其二，胸襟狹小，任人唯親與敬賢不用賢並存，外寬內忌。這一特徵的內在缺陷，幾乎完全被敬賢的外表形式所遮掩，當時當事很難覺察；其三，在位執政期長得令人窒息，一旦將國家帶入沼澤，只有漸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