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於魏文侯在位長達五十年，這種政治風氣自然積澱成了一種傳統。

可是。魏文侯開創的這種生機蓬勃的政治傳統，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時期漸漸變形了。所謂變形，一則是不再積極求變，變法在魏國就此中止；二則是急賢親士的濃郁風氣，漸漸淡化為貴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說，魏文侯開創的兩大強國之路都沒有得到繼續推進，相反，卻漸漸走偏了。這條大道是如何漸漸誤入歧途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可尋路徑的蛛絲馬跡。

一則史料是，魏擊（魏武侯）做儲君時暴露出的濃厚的貴族驕人心態。魏文侯十七年，樂羊打下中山國後，魏擊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擊遊覽殷商舊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師禮的田子方。魏擊將高車停在了道邊，並下車拜見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沒有還禮。魏擊很是不悅，譏刺道：“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擊很不高興，但又不能開罪於這個頂著父親老師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陰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說這個儒家子貢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氣，因為，戰國時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會做出這種毫無意義的清高，該遵守的禮儀便遵守，犯不著無謂顯示什麼。我們留意的，是魏擊的兩句譏刺流露出的貴族心態——田子方雖貴為文侯老師，依然被魏擊看作貧賤者，而貧賤者是沒有對人驕傲的資格的！如此貴族心態，豈能做到真正的親士敬賢？於是，後來一切的變味大體便有了心靈的根源。

另一則史料是：魂擊承襲國君後不思求變修政的守成心態。魏擊即位，吳起已經任河西將軍多年。一次，魏武侯與吳起同乘戰船從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兩岸河山壯美，高興地看著吳起大是感嘆：“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也許是吳起早已經覺察到了這位君主的某種氣息需要糾正，立即正色回答說：“邦國之固，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結果，魏武侯只淡淡一個“善”字便罷了。吳起對答，後世演化為“固國不以山河之險”的著名政諺，卻沒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憑據。列位看官留意，這是魏國君主第一次將人才之外的物事當做“國寶”。此後，魏惠王更是將珍珠寶玉當做“國寶”，留下一段戰國之世著名的國寶對答。魏武侯盛讚山河壯美，原本無可指責。這裡的要害是，一個國君在軍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如何評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態指標的意義。魏武侯的感慨若變為：“山河固美，無變法強國亦不能守也！”試想當是何等境界？這件事足以說明，魏武侯已經沒有了開創君主的雄闊氣度，對人對物對事，已經淪落為以個人好惡為評判標尺了。

第三則史料是，魏武侯錯失吳起。

吳起是戰國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政治軍事天才之一。與戰國時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樣，吳起的功業心極其強烈，那則殺妻求將的傳說故事，正是戰國名士功業心志的最好註腳。後來的事實證明，樂羊、吳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國擴張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說，李悝變法激發積聚了強盛國力，樂羊、吳起則將這種國力變成了實際領土的延伸。在整個魏文侯時期，樂羊攻滅中山國，吳起攻取整個河西高原，既是魏國最大的兩處戰略性勝利，也是當時天下最成功的實力擴張。李悝、樂羊死後，兼具政治家才華的吳起實際上成為魏國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吳起沒有得到應有的重用，既沒能成為丞相，也沒能成為上將軍，只是一個“甚有聲名”的地方軍政首腦（西河守）。依著戰國用人傳統，魏文侯時期有老資格名將樂羊為上將軍，吳起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時期，吳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秉性剛正的吳起對這種狀況很是鬱悶，曾公開與新丞相田文（不是後來的孟嘗君田文）論功，說治軍、治民、征戰三方面皆強於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詰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牽強，其說雲：“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應當說，田文對魏國狀況的認定，只是使用了當時政治理論對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種諺語式描述，實際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擊是老太子即位實權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種“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險惡狀況？剛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