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濃烈的迂政之風；另一方面，在變革內部體制與增強國家實力的現實需求面前，則迫不得已地實行有限變法，稍見功效便淺嘗輒止。這種搖擺不定的狀態，造成了極為混亂的自相摧殘。王道迂政帶來嚴重的兵變內亂，變法所積累的國家實力輕而易舉地被衝擊得蕩然無存；變法勢力因不能與迂政傳統融合，隨即紛紛離開燕國，短暫的變法迅速地消於無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於是，國家屢屢陷入震顫癱瘓，國家災難接踵而來。司馬遷的說法是：“燕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

戰國時期，最能表現燕國王道迂政的是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覆無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攪亂天下的禪讓事件。

其三，強兵復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齊事件。

其四，長期挑釁強鄰的對趙消耗戰。

先說邦交之迂。

秦國變法後，驟然崛起為最強大國家，使戰國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此之時，山東名士蘇秦倡導六國合縱抗秦的邦交戰略。從歷史主義的高度看，這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個人推動實現的外交大戰略。蘇秦推行合縱，首先瞄準的最佳發動國是中原三晉中的趙國。原因只有一個，秦國東出，三晉首當其衝，而趙國在三晉之中最硬朗。但是，種種原因，趙國卻拒絕了蘇秦。需要關注的是，蘇秦在首說趙國失敗之後選擇了燕國。蘇秦為何放棄了繼續以直接與秦國對抗的魏國、韓國為說服物件，而選擇了距離秦國最遠的燕國做突破口？從《戰國策》所記載的蘇秦說燕王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在秦國成為超強大國而對山東構成巨大威脅的大形勢下，燕國在山東六國中具有最明顯的邦交戰略失誤。這個失誤，恰恰是對秦國威脅完全不自覺。

蘇秦點出的事實，具有濃烈的嘲諷意味：“……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國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趙為蔽於南也！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所以不犯難也……秦之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計無過於此者！”蘇秦所諷刺的這種“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國式的政治迂闊症。這種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狀便是沒有清醒的利益判斷，時時事事被一種大而無當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經常地搖擺不定。歷史的事實是，雖然燕文公這次被點醒，但其後不久，燕國立即退出合縱而與秦國連橫，重新回到“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闊老路上去了。再後來的燕國邦交，更是以反覆無常而為天下公認，獲得了“燕雖弱小，而善附大國”的口碑。也就是說，燕國邦交的常態，是選擇依附大國而不斷搖擺。春秋時期，這種搖擺主要表現在附齊還是附晉。戰國時期，燕國的搖擺則主要表現於對遙遠的大國（楚國秦國）時敵時友，而對兩個歷史淵源深厚的鄰國（齊國趙國）則刻意為敵。乍看之下，這種邦交貌似後來秦國奉行的極其有效的遠交近攻戰略，似乎是英明的強國邦交戰略。但是，可惜燕國不是強國，更不是要自覺統一天下的強國。燕國的遠依附而近為敵，更實際的原因在於迂闊的王道精神，在於老牌王族諸侯的貴胄情結——齊國趙國是新地主國家，與我姬姓天子後裔不能同日而語！這種對實際利害缺乏權衡而對強大鄰國的“身世”念茲在茲的國家嫉妒，導致了燕國邦交的長期迂腐，也導致了幾次行將滅亡的災難。

再說禪讓之迂。

燕國任用蘇秦首倡合縱之後，地位一度得到較大提高。可是，正在這個時候，燕國發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議的政治事件，從而導致了一次最嚴重的亡國危機。這個事件，便是燕王噲的禪讓事件。燕易王之後，繼位者是燕王噲。列位看官留意，大凡沒有諡號而直呼其名的國君，不是亡國之君，便是喪亂之君，總之已經喪失了追諡的宗廟條件。這個姬噲，與後來亡燕的姬喜，是燕國曆史上兩個沒有諡號的君王。姬噲之所以歷史有名，便是因為在位期間做了這一件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大事——仿效聖王古制，禪讓國君之位。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嚴重內亂持續了五年之久，是燕國“幾亡者數矣”中最具荒誕性的一次亡國危機。事件的經過，都在本書第二部《國命縱橫》中備細敘述了。我們在這裡所要關注的，是燕王噲的迂闊與整個荒誕事件如何生成。《史記》、《戰國策》與《韓非子》都記載了這次事件的四個關鍵人物的關鍵言論很能說明一問題。

第一個關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