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巨大的影響力。

王道禮治，在治國實踐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徵：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則上反對強迫性實施壓服的國家行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賓服禮讓，原則上反對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國君傳承上，既實行世襲制，又推崇禪讓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徵，都是相對而言，不可絕對化。在人類活動節奏極為緩慢的時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園社會是一種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這個社會條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依附關係，因為空間距離的稀疏而變得鬆弛；社會階層劇烈的利害爭奪，因人口的稀少與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厚而變得緩和；太多太多的人慾，都因為山高水遠而變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衝突，都因為鞭長莫及而只能寄希望於德政感召。所以，“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圖畫，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現實，並非老子描繪的虛幻景象。同樣，明君賢臣安步當車以巡視民間，樹下聽訟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現實。如此背景之下，產生出這種以德服人的治國理念，意圖達到民眾的自覺服從，實在是統治層的一種高明的選擇。高明之處，在於它的現實性，在於它能有效克服統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尷尬。當然，那個時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破壞這種治國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沒有形成任何治國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國遠古社會自覺產生的政治傳統。這一點，至少在春秋之前，沒有任何人企圖改變。

可是，時代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遷，昔日潮流已經成為過去。

所有的諸侯國，都面臨著自己的政治傳統面對的緊迫而又尖銳的問題。

當此之時，讓我們先看看燕國在春秋戰國之世的基本作為。

春秋時期，燕國見諸史籍的大事大體有四件：

1．吞滅薊國（年代無考），以薊城做了燕國都城，此後一直未變。

2．燕莊公二十七年，燕國遭遇北方山戎攻擊，齊桓公率兵救援。解除燕國危機後，齊桓公提出要燕國共同尊王朝貢，並敦促燕國復修召公之法。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燕國與周王室有所疏離，對召公德政傳統也有所偏離，是可能變化之跡象，卻被霸主齊桓公遏制。

3．燕惠公因多養寵姬而起內亂，逃奔齊國，失政四年；後齊國伐燕，護送惠公回燕，剛剛回國燕惠公即死。

4．燕蟹公三十年，進攻政權已經由姜氏變為田氏的新齊國，佔據林營之地。

戰國之世，燕國的大事主要有：

1．燕文公時期任用蘇秦，首倡六國合縱，為縱約長國。之後，秦國連橫，秦惠王以女嫁燕太子，秦燕結盟，燕國自此反覆進出於合縱。

2．燕易王時期，齊宣王攻燕，佔據燕國十城，後得蘇秦斡旋，十城復歸。

3．燕王噲禪讓子之，致燕長期內亂，燕國大衰。

4．燕將秦開平定遼東，年代不可考。

5．燕昭王任用樂毅變法，大舉攻齊，下七十餘城，歷時六年，幾滅齊國。

6．燕惠王廢黜樂毅，齊國大舉反攻復國，燕國衰弱。

7．燕武成王七年，遭齊國田單攻燕，燕失中陽之地。

8．燕王喜之時，屢次對趙發動戰事均遭大敗，失地失軍不可計數。

9．燕秦結盟，太子丹在秦為人質。

10．太子丹主謀，策劃荊軻刺秦。

11．秦軍攻燕，燕代聯軍抗秦大敗，燕王喜逃亡遼東。

12．燕王喜殺太子丹獻於秦國。

13．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遼東，俘獲燕王喜，燕國滅亡。

從歷史的大足跡可以看出，在整個西周時代，燕國是平定散淡的，是沒有大作為的。春秋之世，則曾經有過兩次方向不同的變化跡象。第一次，是燕莊公時期偏離召公德政，被奉行“尊王攘夷”的齊桓公遏制，應該說，這次變化是趨於進取的，是力圖靠攏潮流的。第二次，則是燕嫠公進攻新生的齊國，應該說，這是燕國面對新生地主族群取代老貴族諸侯的潮流，內心所產生的不滿與躁動，是逆潮流的一次異動。

戰國之世，興亡選擇驟然尖銳化，燕國面對古老的政治傳統與不變則亡的尖銳現實的夾擊，表現出一種極其獨特的國家秉性。其總體狀態是搖擺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權力的矛盾衝突與邦交之道的國家較量中，依然奉行著古老的王道傳統，企圖以王道大德來平息激烈的利害衝突，處置重大的社會矛盾時暴露出明顯的迂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