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髦貴婦對大畫家威斯婁（Whistler）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好東西，我只知道我喜歡什麼東西。”威斯婁鞠躬敬答：“親愛的太太，在這一點上太太所見和野獸相同。”真的，文明人類跟野蠻獸類的區別，就在人類有一個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觀點。因此，他能夠把是非真偽跟一己的利害分開，把善惡好醜跟一己的愛憎分開。他並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難分難解，而儘量企圖跳出自己的凡軀俗骨來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實用應付以外，還知道有真理；在教書投稿以外，還知道有學問；在看電影明星照片以外，還知道有崇高的美術；雖然愛惜身命，也明白殉國殉道的可貴。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椿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但是心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為自己辯護。他了解該做的事未必就是愛做的事。這種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緊張時產出了悲劇，鬆散時變成了諷刺。只有禽獸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為它們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萬苦，從猴子進化到人類，還要把嗜好跟價值渾而為一，變作人面獸心，真有點對不住達爾文。

痛恨文學的人，更不必說：眼中有釘，安得不盲。不過，眼睛雖出毛病，鼻子想極敏銳；因為他們常說，厭惡文人的氣息。“與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奪其齒”；對於造物的公平，我們只有無休息的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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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人

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並不拿身分，並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於自己，有時比旁人對於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並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願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兒，這還算不得識時物的俊傑麼？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於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至於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儘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許出於自知之明；因為白紙上寫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講到有用，大概可分兩種。第一種是廢物利用，譬如牛糞可當柴燒，又象陶侃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第二種是必需日用，譬如我們對於牙刷、毛廁之類，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們還頂著無用的徽號，對著竹頭、木屑、牙刷、毛廁，自嘆不如，你說可憐不可憐？對於有用人物，我們不妨也給予一個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別。譬如說，稱他們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縮寫，洽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潔混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伕們專有。並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民主的平等精神，專家顧問跟聽差僕役們共頂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聽說自稱為“國民公僕”，就是大家使喚得的用人；羅馬教皇自謙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黨人都趕著僕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ser　vants）；總統等於君，教皇（Pope）等於父（Papa），在歐美都和用人連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並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記》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聖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萬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那兩句，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的《理想國》裡排斥詩人文人，哪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氣？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曾發詩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尚且鄙棄詞章，更何況那些庸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裡曾說，商人財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詩症”（Posophobie）。病原如是：財主偶爾開啟兒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賬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衝腦頂，氣破胸脯，深恨家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成變態。其時此症不但來源奇特，並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