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年頭兒，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聽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據云只要如法炮製，自然胸中氣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盛！至於當代名人與此相同的弘論，則早已在銷行極廣的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

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識之無，此類不可救藥的先天文人畢竟是少數。至於一般文人，老實說，對於文學並不愛好，並無擅長。他們弄文學，彷彿舊小說裡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據說是出於不甚得已，無可奈何。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無不廢書投筆，改行從良。文學是倒黴晦氣的事業，出息最少，鄰近著飢寒，附帶了疾病。我們只聽說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從來沒有的。至傻極笨的人，若非無路可走，斷不肯搞什麼詩歌小說。因此不僅旁人鄙夷文學和文學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滿了自悲心結，對於文學，全然缺乏信仰和愛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揚雄在《法言》裡就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可見他寧做壯丁，不做文人。因此，我們看見一個特殊現象：一切學者無不威風凜凜，神氣活現，對於自己所學科目，帶吹帶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們懷著鬼胎，賠了笑臉，抱愧無窮，即使偶爾吹牛，談談“國難文學”、“宣傳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溼的皮鼓，敲擂不響。歌德不作愛國詩歌，遭人唾罵，因在《語錄》（Gespracechemit　Eckermann）裡大發牢騷，說不是軍士，未到前線，怎能坐在書房裡吶喊做戰歌。（Kriegs　liederschrei　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數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時勢底下，能談戰略，能做政論，能上條陳，再不然能自認導師，勸告民眾。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裡埋沒的。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變換，他們可以立刻拋棄文藝，別幹營生。

雪萊在《詩的辯護》裡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裡說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當英雄，希望變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稱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誇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進了。有志上進是該嘉獎的。有志上進，表示對於現實地位的不滿足和羞恥。知恥近乎勇。勇是該鼓勵的，何況在這個時期？

要而言之：我們應當毀滅文學而獎勵文人——獎勵他們不做文人，不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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