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將近傍晚開始走，100里路走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才到家。半夜下起了大雨，淋得我們像落湯雞。有的同學來例假，衛生紙上的血都被雨水泡白了。我腳上磨了好幾個泡，咬牙堅持下來了。一到家，我就倒頭在父母的大床上昏睡，直到快傍晚的時候小哥哥用媽媽剛蒸好的雪白的菜包子把我逗醒。

頭一次下鄉勞動回來，我連衣服都不換。我覺得如果我換了乾淨衣服，就說明我厭惡勞動，認為勞動是髒的。我媽媽說：“你為什麼不換衣服不洗澡呀？”我說：“幹嗎呀，我為什麼下鄉回來立刻就換？要是我現在還在農村，我不是還不洗不換嗎？”第二天回到學校，我還穿著下鄉時穿的特別破的褲子，上邊有大補丁。可是一看見同學我就傻眼了，所有人都換上了乾淨衣服，我這時才想，大概換一換也沒什麼。

“革命化運動”（5）

葉：我們第一次下鄉，是去大興縣的一個公社。我們的卡車快進村的時候，我看見前面路上有座柴火堆在慢慢地移動。等我們的車開過去，我才發現是一個10來歲的孩子揹著比他的身體大好幾倍的柴火在走，腰彎得低低的，看不見臉。這是“農村”給我的第一印象。

那次下鄉是去割稻子，有件事我總也忘不了。當時我們班是和一個高中班在一起，我們管她們班叫“姐姐班”。這是女附中的叫法，初中班管高中班叫“姐姐班”。她們班勞動最好的是個胖乎乎個子不高的人。她幹起活兒來一刻不停，渾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運稻子的時候她每個胳膊下夾著好幾大捆，雙手使勁拽著衣角，肉都露出來了；她卻毫不在意。我忘了自己幹活，光看著她，直為她累。後來聽說她家庭出身不好。那時候總說出身不好的人要重在表現，但她即使這樣幹，也沒有聽說她受到表揚。我覺得她有點兒可憐。

那個時候已經開始強調階級鬥爭了。在第一次去農村之前學校開了個大會，別的內容都忘了，我就記得校長說農村的情況是很複雜的，不能夠看到什麼人上去就叫大叔大伯，誰知道他們是不是地主富農壞分子呢。那時農村正在搞“四清”，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特別緊。有出戏叫《奪印》，裡面有個地主婆叫“爛菜花”，企圖腐蝕村幹部何支書，給他做了一碗元宵。戲裡面有個很長的唱段是爛菜花唱這元宵有多好吃。一碗元宵就能把人給腐蝕了？真是滑稽，今天的人們怕是看不上。

我們這些城市裡的孩子，不知道農村是怎麼回事，聽了校長的話，心裡很緊張。到村裡後就是幹活，和老鄉沒有接觸，不瞭解任何情況。有一天吃過晚飯天很黑了，我們走回睡覺的地方，一路上看到有人在路邊蹲著，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有個同學就指著一個人悄聲說：“他可能是個地主”，好像地主就該在黑地裡蹲著。我聽了有點兒怕。後來插隊了才知道，北方許多地方的農民沒事兒就愛蹲著。我們雁北管蹲著叫“圪蹴”，下了工吃了飯，男人喜歡在外面蹲會兒，抽袋煙，說說話再回家。

那時候一講階級鬥爭，到處都是階級敵人，對階級敵人就不能客氣。因為不知道誰是什麼階級成分，對人就不能隨便稱呼“大伯大叔”的。小時候咱們受的教育是對人要有禮貌，現在行不通了。這又是對咱們從小教育的一種否定。

馬：說起階級鬥爭，我們班上政治課時有個同學提出一個問題，說如果有人掉進水裡，你不知道他的階級成分，該不該去救？你救的人萬一是個地主呢？有人反駁說如果一個人馬上要死了你還調查他的成分，就來不及了，捨己救人就沒有意義了；可又有人說他要真是個地主怎麼辦呢？我們翻來覆去地兜圈子，討論來討論去沒有結果，老師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葉：這個討論真有意思，特別能反映那個時代。你們的問題在1963年“學雷鋒”的時候都提不出來。雖然雷鋒說過“對敵人要像嚴冬般冷酷無情”，但當時並沒有特別強調那一面。對咱們小孩子來說，學雷鋒就是做好事，幫助人，在公共汽車上給老弱病殘讓位子，在街上看見老人拿不動東西就幫著拿，不會先問人家是什麼出身。到1964年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你們的討論其實給“文革”中如何對待“階級敵人”埋下了伏筆。“文革”開始後，對地主不但可以見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餘辜。

馬：革命化時開始強調階級性，對什麼都要做階級分析，就是人道主義也要分階級性。我對克服“小資產階級情調”還是有點困難。記得當時上演電影《早春二月》和《舞臺姐妹》，我都很喜歡，可它們都被批判成是“小資產階級情調”。什麼是小資產階級情調？大概像多愁善感、軟弱、動搖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