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財務總監曾給我形象的比喻過在國際上做生意的規則。他說，國際貿易規則就像牆上有個“洞”，形狀是“圓”的，大家都想透過這個“洞”，你透過了，因為你遵循了這個規則：“圓”，你沒透過因為你是“方形”。

我跟一些國際知名企業接觸時，我發現他們不僅法制觀念極強，而且自己還有確保“安全經營”的一系列有效制度，而且這些制度本身就已經成了企業的“法”，任何人都不能“越軌”。比如，對一個專案是否投資，他們必須經過律師樓的嚴格考察，如果律師樓沒有簽字，再好的專案，企業也不會投資。這種觀念都是法制經濟的內容。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我們的企業的確應該從中受些啟發，這實際就是用法律保護企業安全經營的有效手段。

反思二、投資風險——企業的“死穴”之二

投資不慎或投資失敗，導致企業破產的案例實在數不勝數。比如，香港百富勤，就是因投資失誤，在亞洲金融風暴的來臨時，使企業遭到致命的打擊。我們紅高粱也是因為投資問題而導致失敗的。

事實上，第一家紅高粱的開設，從投資角度是非常成功的。我借了40萬元，其中押金20萬，而店鋪實際投資僅20萬元，共花了三個來月的籌建時間，結果開業的第四個月就收回了投資。當年獲得稅後利潤189　萬元。這件事給我一個啟發：不要等有了錢再開始創業，只要專案好，不愁沒有錢。兩手空空照樣可以打天下！

我想這個體會不會有什麼錯，而且很有點時代意義，為什麼有時代意義呢？答案是：知識經濟時代，創新力、資訊和知識就是最大的財富。

列寧有句名言：“真理往前多走半步就可能變成謬誤”。

由於我堅信我的投資理念——不要等有了錢再開始行動。並且在投資實踐中，將此理念絕對化了，後來演繹了一出“騎虎難下”的悲劇。

96年下半年，由於輕信合作伙伴三個月2000萬元投資到位的協議，結果在資金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將當時紅高粱所賺的全部資金投到10個分店的租金押金上，平均一個店交40多萬的押金，啟租期是三個月。可後來啟租期到了，可是合作伙伴違約了，三個月內2000萬一分沒到。致使紅高粱完全處在進退兩難的危險境地。進？——需要一千萬元，退？——社會影響太壞。

現在反思這種狀況，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深受以前“投資理念”的影響。本來這麼大的投資專案，不僅要嚴格論證，而且必須確保萬無一失，資金沒有著落僅憑一個投資協議決不能輕易啟動這個連鎖專案。事實上，我啟動了這個專案，而且由此上演了一系列悲劇：不做吧，紅高粱就會被暴光，落一個不守信用的壞名。有的“業主”為了支援自己的民族快餐，本來跟世界著名的西式快餐簽過合同書了，知道紅高粱要來，寧願賠違約金也要把店鋪租給紅高粱；我們經過分析，認為紅高粱沒有退路。當時媒體對紅高粱的定位是：“紅高粱已不是簡單的經濟現象了，它標誌著民族意識的覺醒！”當時還有位非常關心紅高粱的銀行領導告戒我說：“喬贏，現在如果紅高粱失敗，全國老百姓的吐沫都會把你淹死！”如此等等，我已騎虎難下。我前進不了，後退不得，急得直想跳樓。無論如何，我心中只有一個信念，紅高粱不能倒下，我必須不顧一切的保住這個民族企業的品牌。最後，全體管理人員寧願集體“集資”，也要保住這個品牌。

這件事我犯了三個錯誤：一是輕信了合作方；二是過分相信自己過去的投資“經驗”；三是同意用“集資”的辦法解決後續資金問題。致使我觸到了企業的兩大“死穴”。結果不僅沒有使紅高粱擺脫困境反而走向了“萬丈深淵”。

記住：投資既是一門技術性很強的科學，又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藝術。投資不慎，就會走向“死穴”。

反思三、生意是追求利潤、不是追求規模

紅高粱經營的第一年，生意興隆，效益可觀。

當時，特別流行一個觀點，叫做“零利潤經營”，意思是，做企業先不要把利潤放在第一位，要迅速擴張，把企業規模做大，不要怕負債，要造聲勢，要做個知名品牌，然後，賣股權，做上市公司。

97年時，我不僅接受了這種觀點，而且，還認為獲得了經商的“密宗”。於是，開始實踐了這個“策略”。

紅高粱剛創業時，我的目標並不大，計劃成熟一家就發展一家，不成熟就不發展。第一年生意非常興隆，效益也很好。進入第二年後，引起了投資人的關注，我開始走增資擴股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