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強國。而中國卻為如何團結、如何現代化、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內鬥成一團糟。中日兩國的發展模式，真是不可等量齊觀5。

14。9　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焦土戰略

幸而到了一九三五年之後，國民政府終於可以勉強運作了，中央政府推動的各項重大財經改革與軍事整編都開始收到初步的成果，中國為準備面臨與日本進行民族存亡的歷史大決戰是向前邁出了第一步。在國民政府的各種措施中，以國民政府的政令，終於可以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通行（當然在一些地方還是有條件的選擇性運作），特別是在西南地區的川、滇兩省，開始接受中央的影響力，仍最具抗日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因為蔣介石選擇未來抗戰的“大後方”，就準備設立在這兩省之中。

蔣介石與國民政府軍政領導人的共識是，假如中國在無法完成準備的狀況下，一旦和日本進行全面抗戰，她只能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大戰略。因此中國一定要有足夠的戰略縱深，來實施這種戰略。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曾多次記載，在面臨日本節節進逼的壓力下，國民政府的力量，遲遲無法進入大西南，而建立抗戰所必需的戰略後方基地，常讓他半夜都無法入睡。在圍剿共軍成功，共軍被迫長征之後，國民政府第一次進入了西南，中國才有了所急需的戰略縱深，與對抗日本的戰略空間。

14。10　抗日準備的檢討

國民政府除了在政治上達成統一之外，在財稅改革以及推動法幣政策上，更是給予抗日作戰，建立了極為重要的財政基礎（打仗就是要花錢，而且是花大錢）。另外推動全國性的鐵路、公路以及電訊建設，使得內陸能夠與沿海地區連線，也提升了戰略支援的架構。而最後建立徵兵制度，以及整編現代化的軍隊，都是抗日作戰所不可少的基本準備。國民政府這股中興的氣勢，才剛剛的凝聚出一些抗日的力量，就已經被日本看到中國的發展有成，日本當然不能就此坐視中國完成統一與建設，因此，日本就決定加速的侵略中國，給予中國更為直接與致命的打擊。

德國軍事顧問的意見，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之前的戰略準備，發生許多重要的影響，因為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全面性的戰略規劃能力。不過由於這些德國軍事顧問，仍然受限於德國本位的軍事經驗，同時採用一次世界大戰中，戰壕防線作戰（Trench　Warfare）的戰略，因而造成一些國防資源的錯置與浪費，也影響到後來的全面抗日戰爭的效果＇6＇。因此德國軍事顧問建議國民政府以極其有限的資源，在中國的華北的黃河兩岸與隴海鐵路，以及華東的京滬與江南一帶，進行大量的國防工事建設，結果這些耗資數千萬元的國防工事，在後來的抗日戰爭時期，絕大多數都沒有發揮真正的作戰效果。如果將這些可貴的經費，移在內地的兵工廠投資，以及增強部隊攻堅火炮的裝備與訓練，會發生更大作戰的效果7。

而中國直接購買德國制式武器的做法，也有些浪費，因為這些德式武器並不十分適合中國兵的體型與戰場環境，其實當時中國應該使用更多的經費，在更為深入的西南內陸地區，營建更有效率的兵工廠與相關的工業，提高部隊火炮的裝備與訓練，另外加強部隊通訊與醫療的投資，應該會對於抗戰實力，會更有實質與重大的幫助。

此外德國顧問也低估了日本一旦與中國作戰時，進行全國總動員的總兵力。日本的後備軍人，多達四百萬人，是常備兵力的十倍，因此德國顧問建議，中國維持六十個師的精兵數量，是不足以因應中日作戰之需要的。不過蔣介石編制的華軍部隊，數量又過於龐大，在抗戰開始時，中國的三軍已經達到二百萬，到抗戰勝利時，竟然膨脹到六百萬，兵員人數實在是過於偏高，因此造成軍隊質量的大幅下降、財力的嚴重消耗，以及徵兵過多的民怨8。

同時德國顧問建議中國部隊的作戰編組與方式，都過於德式正統化與正規華，當時中國的軍事文化尚未建立，軍官與士兵的素質與訓練仍然嚴重不足，裝備更是落伍，因此倒不如設計一套軍民合作，就地取材的人民戰爭，以充分利用中國能夠進行消耗戰的特性。

在中日正式作戰之後，日軍在華北的戰線，大體是在德國顧問的預料之中，中國軍隊阻日軍於隴海線以北，只是日軍增加控制了山西高原大部分地區。但是在華中戰線上，日軍則是一直深入到湖北與四川的交界，同時日軍也佔領了華南沿海地區，幾乎完全阻絕了中國外援的通道。不過日軍所控制的地區，最多隻有帶狀區域，其餘多數都只有據點與交通線而已。

附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