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廣大愛國青年參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識分子與廣大工農相結合的正確道路。

在平津學生組織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農村進行抗日救亡宣傳的前後，上海、濟南、杭州、武漢等地的學生也組織了宣傳團，深入農村擴大宣傳。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反動當局的驚恐，國民黨政府於1936年2月20日頒佈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竭力鎮壓愛國學生的救亡運動。隨之，各地愛國學生遭到了殘酷打擊和迫害，救亡運動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進入低潮。

在學生運動處於嚴重困難的時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強了對救亡運動的領導，於4月間派林楓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李葆華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

北平市委先後建立了工委、農委、文委、學委和5個區委。1936年五六月間，對黨員和民先隊骨幹分子進行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加強了對區委和各黨支部的領導，多數大學和部分中學建立了黨支部，學生黨員發展到4百多人。

在“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推動下，參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聯合，迅速向全國規模發展。繼1936年1月華北學生聯合會、上海各界救國會成立後，各地先後成立了各界救國會。l月29日，西北工農商學兵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在瓦窯堡召開，到會蘇區和白區代表共140餘人，決定在西北各省開展廣大的抗日數國運動，普遍組織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主要領導人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沙千里等全國知名人士。大會透過《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等檔案，作為各黨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綱領草案。大會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胡愈之等40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等14人為常務委員。救國會是以愛國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力骨幹，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抗日救國陣線組織。

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聯名發表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要求國民黨聯合紅軍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對敵人有利，表示堅決站在救亡陣線的立場，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而奮鬥。他們的主張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援。

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國會成立，簡稱“南救”。接著，在香港成立救國會華南區總部，簡稱“南總”。某他各地，包括海外華僑，也紛紛建立救國會。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和抗日救亡團體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湧現。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救亡刊物達千餘種。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每期發售達15萬份以上。

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使國民黨當局十分恐懼，遂於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7人，史稱“七君子事件”。這一事件震動了全國，各方面人士紛紛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6月下旬，宋慶齡、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並發表宣言。提出如愛國有罪，願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如愛國無罪，則與他們同享自由。7月5日，宋慶齡等親往蘇州，到關押“七君子”的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請求入獄。

由於沈鈞儒等7人的堅決鬥爭和全國人民的聲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被迫於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

在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領導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簡稱“文總”）等左翼文化團體，積極投入文化戰線的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的第3天，“左聯”領導人魯迅在《答文化新聞社問》中，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反動面目。接著，“左聯”發表了《告國際無產階級及勞動大眾的文化組織書》，抗議日本的侵略，呼籲國際社會的支援，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日。“左聯”出版《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報》等刊物，宣傳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從事馬克思主義論著和外國進步文藝的翻譯介紹。愛國文藝工作者創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藝作品，如陽翰笙的小說《義勇軍》、肖紅的小說《生死場》、蕭軍的小說《八月的鄉村》、文蕪的小說《咆哮了的許家屯》、田漢的劇作《亂鍾》、蒲風的詩《我迎著風狂和雨暴》、陳鯉庭、崔鬼的活報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