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對日抗戰。並說明了黨與群眾的關係、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聯絡以及黨的工作轉變等問題。會議總結了黨在白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闡述了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以及白區代表會議，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國性抗日戰爭的興起，作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對推動和指導陝甘寧邊區、紅軍的抗戰準備，對進一步動員和爭取千百萬群眾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的發表

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勝利肩負起即將到來的領導全民族抗日戰爭的艱鉅任務，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以後，特別重視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提高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武裝全黨，克服黨內的“左”傾和右傾錯誤，清除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影響，統一認識，以便使黨能夠在國共合作的複雜環境下正確地解決各種問題，引導抗日戰爭走向勝利。為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在紅軍長征勝利後，利用比較穩定的時機，以極大的努力進行了理論方面的研究，先後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和《矛盾論》等極為重要的理論著作。

1936年12月，毛澤東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光輝著作，並首先在抗日紅軍大學進行演講。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深刻地總結了1927年至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系統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那種完全不顧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照抄照搬書本上的個別詞句和外國經驗，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的嚴重錯誤，並且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戰爭中不僅需要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既是毛澤東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又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偉大軍事綱領。它科學地闡明瞭無產階級的戰爭觀，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提出了指導這個戰爭的一整套軍事原則，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它不僅是一部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唯物論辯證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著作。它對中國共產黨制定抗日戰爭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戰略有著極大的指導作用。

1937年7月和8月，毛澤東又先後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傑出的哲學著作，親自到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進行講授。《實踐論》和《矛盾論》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全面深刻地闡明瞭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即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徹底地批判了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內“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上的錯誤，歸根到底都是由於在思想上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兩論”全面闡明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寶庫。

《實踐論》和《矛盾論》極大地提高了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和思想水平，增強了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識別正確和錯誤路線的能力，鞏固了全黨在思想上的統一，為順利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為實現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三）加強幹部隊伍建設，創辦學校，大量培養幹部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中國正處於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前夜，形勢的發展需要大批的幹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已經湧現出大批的幹部和群眾領袖。但是，這對於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日戰爭來說，卻遠遠不夠。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會議作出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明確指出：“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幹部。黨要有成千成萬的新幹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毛澤東也及時提出：

“提高老幹部的程度，創造許多的新幹部，這是大紅軍大戰爭面前的迫切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