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遊擊戰爭。在日軍進攻上海、威脅南京的形勢下，國民政府始同中共中央達成協議。

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佈南方8省14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紅軍游擊隊）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力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葉挺為軍長後，由中共中央提名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核定，又任命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政治部副主任。為加強黨對新四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以項英任書記，陳毅任副書記。

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軍部命令江南各游擊隊到皖南歙縣之巖寺集結整編，江北各游擊隊分別在湖北黃安（今紅安）七里坪和河南確山縣竹溝集結改編。全軍編為4個支隊：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轄第1、第2兩團，共2300餘人；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轄第3、第4兩團，共1800餘人；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兼），副司令員譚震林，轄第5、第6團，共2100餘人；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轄第7、第8、第9團和手槍團，共3100餘人；軍部機關、特務營等980餘人。全軍共1。03萬餘人，各種槍6200支（挺）。

1938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軍各支隊開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開進途中，各部隊廣泛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並模範地執行群眾紀律，受到沿途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高度稱讚，在2～4月間，第1、第2和第3支隊分別到達皖南巖寺，第4支隊於皖西霍山縣流波疃會合後進至皖中舒城地區。4月4日，軍部由南昌進至巖寺。繼之，各支隊進行整編訓練，準備開赴華中敵後抗日。

二、京滬杭地區淪陷後中共中央開闢華中的方針和部署

京滬杭地區淪陷後，日本侵略軍進行瘋狂的燒殺搶掠，僅南京慘絕人衰的大屠殺，即有30餘萬人民死於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之下，全市房屋1/3化為灰燼，在日本侵略軍“中日親善”，“中日提攜”的蠱惑下，淪陷區漢奸猖狂活動，到處組織“維持會”，為虎作倀；國民黨軍的散兵遊勇四處流竄搶劫；豪紳地主、幫會首領、土匪頭目，紛紛收集武器，組織或擴充武裝，自封“司令”，各霸一方，敲詐勒索。廣大人民陷入國破家亡的痛苦深淵，迫切要求抗日自衛。

1938年春，敵華中派遣軍協同華北方面軍沿津浦鐵路夾擊徐州地區後，國民黨軍隊和舊政權機構大部撤走，蘇浙皖大部地區已成敵後，然而敵軍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廣大鄉村尚無力顧及，偽政權亦剛剛建立，力量薄弱，這對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是一個有利時機。特別是，由於中共中央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提出和實行，以及八路軍在華北敵後游擊戰爭的迅速開展，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人民迫切希望新四軍迅速挺進華中敵後，打擊日本侵略軍。

而且，全國抗戰爆發前後，蘇浙皖地區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興起，有的地方還組織了抗日武裝，這就為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創造了條件。

根據華中的戰略地位、形勢及開展華中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條件，毛澤東於1938年2月15日，致電中共東南分局書記項英等，指出：“在目前最有利於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傈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新四軍基礎。”5月4日，毛澤東又對新四軍指出，在敵後進行遊擊戰爭雖有困難，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會能夠克服這種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游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

5月14日，中共中央進一步指出：根據華北的經驗，在目前形勢下，在敵人的廣大後方，即使是平原地區，極便利於我們的遊擊活動與根據地的創造。因此，新四軍正應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機，主動地積極地深入到敵人後方去，以自己靈活堅決的行動，模範的紀律與群眾工作，大膽地去發動與組織群眾，組織游擊隊，擴大自己，解決自己的武裝和給養，在大江以南，創立一些模範的遊擊根據地，以建立新四軍的威信，擴大新四軍的影響。

三、挺進華中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