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會戰是繼淞滬、太原會戰之後中國正面戰場又一次大的會戰。雙方均投入數十萬兵力，歷時4個多月。日軍雖打通了津浦線，擴大了佔領區，但妄圖打擊中國軍隊主力、挫傷中國軍民抗戰意志的國標卻未能實現。中國軍隊的防禦作戰和主動轉移，達到了一定的戰役目的，為部署爾後的武漢保衛戰贏得了4～5個月的寶貴時間，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尤其臺兒莊大捷給了日軍以有力打擊，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臺兒莊之戰是在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奮起禦敵的形勢下進行的。作戰的勝利主要是由於第5戰區廣大官兵英勇作戰流血犧牲取得的，是由於及時捕捉戰機，集中兵力圍殲突出冒進之敵而奏效的。臺兒莊戰役固然取得勝利，但是由於受單純防禦戰略思想的束縛，消極保守，臺兒莊大捷後，未乘勝擴大戰果，集中全力擊破疲睏之敵，致使日軍瀨谷支隊殘部和坂本支隊餘部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爾後又未集中兵力，打擊日軍增援來的一路或數路，發展勝利，竟坐視日軍從容地調整部署捲土重來。國民黨軍在徐州東北方向基本以陣地戰實施重點防禦，約30萬大軍被日軍鉗制，而未能抓住戰機，以機動部隊實施有力反擊，或迂迴敵側後，戰局呈現被動之勢，且徐州以西、以南之後方兵力薄弱，致使日軍乘虛而入，最後導致徐州夫利。徐州會戰對中國方面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中國軍隊失去了鉗制日軍的戰略要地和防禦武漢的屏障，被迫採取正面作戰防禦武漢，這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第三編　舉國奮戰（1937。7—1938。10）

第十四章　淞滬、徐州會戰和華中敵後戰場的開闢

第三節　新四軍開闢華中敵後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

一、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雖然接受了中共中央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但拒下承認湘、贛、粵、浙、閩、鄂、豫、皖8省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的合法地位，仍調集重兵進行“圍剿”。“七·七”事變全國抗戰開始後，國民黨當局雖停止了軍事“圍剿”，但企圖透過“談判，’改編來取消紅軍游擊隊，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發出的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儲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與國民黨的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改變番號與編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須嚴防對方瓦解與消滅我們的陰謀詭計與包圍襲擊，”

特別強調：各紅軍游擊隊“應保持過去十年來艱苦卓絕的革命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為執行黨的路線而奮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4頁。＇

隨後，中共中央又針對談判中出現的問題，多次指示南方各紅軍部隊：要堅持獨立自主，拒絕國民黨派人來游擊隊任職；不能無條件地完全集中，游擊隊駐地應背靠有險可守之山地，不與國民黨軍隊、民團混雜，不要移駐大地方，嚴防國民黨的暗襲及破壞，避免重蹈閩粵邊、湘鄂贛＇閩粵邊恃委代理書記何鳴，與國民黨談判後，率部近千人到漳浦城集中，於1937年7月16日被國民黨軍包圍，除部分突圍外，大部被解除武裝。湘鄂贛邊紅軍游擊隊在改編時曾接受國民黨派人任副司令等職。＇等地區的覆轍；在統一戰線中要保持獨立性，避免陷入右傾機會主義，指示要求各游擊區的黨和軍隊在與國民黨談判的同時，應在黨內外、軍內外大力宣傳黨的政策，說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教育全體軍民認清國民黨的階級本質，對它可能採取的各種陰謀手段，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東南分局書記項英以及陳毅、曾山、張雲逸等負責人分赴各游擊隊，貫徹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教育部隊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這一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多數游擊隊都能根據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正確地分析形勢，堅定而靈活地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在不損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讓步，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蘇維埃政權改用國民黨政權的名稱，游擊隊由國民黨給予番號等，經過一番曲折的鬥爭，各游擊區先後和國民黨地方當局達成了停戰協議。

中共中央在正確指導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的同時，還派出代表同南京國民政府代表進行談判，堅持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成立1個軍，並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於大江南北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