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汨羅以死。

這是《史記》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記事之一。屈原披髮在汨羅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他：“你就是三閭大夫嗎？怎麼落到了這個地步？”屈原回答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所以被放逐了。”漁父說：“聖人不會被萬物凝滯，而能夠與世相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著潮流而推波助瀾？眾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為什麼懷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節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說：“我聽說剛洗過頭的人一定要彈去冠上的灰塵，剛沐浴過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塵，誰能以清淨之身，去忍受骯髒的東西汙染呢！我寧願投入長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魚腹，又怎麼能夠以清白純潔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塵垢呢！”於是寫完《懷沙》的絕筆之賦，抱著一塊石頭投汨羅以死。

屈原死的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殺”之刑。《睡虎地秦簡》釋義為“生定殺水中之謂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稱“沉河”，“沉淵”。只不過伍子胥是屍體被吳王夫差施了“定殺”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給自己施了“定殺”之刑。

性格激憤的伍子胥，死後還要把眼珠挖出來看吳國之亡。而屈原卻是絕望之後自沉於江，水波柔和地接納了他，撫慰著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一顆心。質本潔來還潔去；水是清潔的，洗淨他肉體的同時，也和他清潔的靈魂融為了一體。連屍體都不給世人看，因為世人是骯髒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無常，映照出他的悲觀主義。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羅江的清清江水中，顧影自憐，高標自許，終於安靜了下來。

【放逐】兩個人的端午（3）

五月五日，端午紀念的兩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為叛國者，一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國，後叛吳國（剜眼以觀吳國之亡），在無家可歸，朝廷執行不義的前提下，伍子胥兩次叛國；屈原在政治抱負不得舒展，反而被饞的情勢下，寫下大量以高潔自許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現實，從而遭到了兩次放逐。和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左，這兩個國家的敵人卻得到了民間的一致懷念，以至於兩千多年來端午的傳統從未中絕。這是一個深刻的提示：端午從來是民間的節日，只要專制尚未根除，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官方意識形態所稱許，更不會進入官方節日的譜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間對專制和國家強權的強烈抗議，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懷念中，這兩個叛國者和流亡者身上，寄託著中國民間的全部心事。1925年魯迅先生慨嘆中國一向就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規模的對國家叛徒的撫哭。

端午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的一個異類，一個孤例：春節，元宵節，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所有這些節日，形式和內容都高度統一，數千年如一日，從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蛻變成了單純的粽子節和龍舟節，核心價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內容。人們在吃粽子的時候，僅僅想起了一個圖騰化的會寫詩的騷客，同時還在擔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偽劣的黑粽子。民間的懷念遭遇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改寫，甚至連“民間”這個詞都被縮略為一系列風俗和鄉間小調的集合體。

伍子胥和屈原，藉助於端午這一民間的盛大節日，完成了對身體媚術的最後逃離。“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九章·抽思》）；“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餘之娥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離騷》）；“日月忽其不湮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離騷》）……儘管屈原這些表達對楚懷王怨望的辭句被孫次舟和聞一多理解為“文學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戀者身份，但是，汨羅江畔的“定殺”，畢竟洗淨了曾經被汙染的軀體。同時，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悲回風》）的詩句，向死於同一日的伍子胥表達了追隨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後兩千餘年，端午精神徹底失落了，剛強、激憤、清潔的端午精神讓位於身體媚術的大行其道，世間只餘端午其形，而無端午其神了。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