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做的努力不過盡其所能而已，出版它，不管那種方式，總算給了它一個面世的機會。於是，前不久，我才把書稿發到了網上。

當然，評判作品的質量，不能憑作者的自我感覺。此前，我已經得到過一些師友的幫助，（其中包括幾位坦誠相見的編輯）一方面，他們給予了作者充分的鼓勵，另一方面也沒有吝惜指教。可以說，這一稿就是作者在消化吸收了他們許多的寶貴意見之後才確定下來的。當然，師友們各持尺度，意見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其中還出現了不少有趣的現象，現將有關情況簡要地介紹給讀者，作者期盼獲得更多真誠而坦率的教益。

（一）傾向性。

意見之一　作品透過一個山鄉小鎮的故事，演繹了４９年發生的那一場革命，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題材，同時也是一個十分沉重的題材，惟其重大而又沉重，才具有思想的價值。作者站在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高度上，以今天的目光，全方位地審察了４９年那一場革命發生的背景以及它具有的性質，並且，在回放鄉土人情的生活圖景時，深刻地揭示了歷史環境加於人們心理上的精神負荷，以及沉積於我們民族性格之中的種種弱點與缺陷，這較之以往同類題材的作品，對我們當前正在探索的“中國特色”道路，深入研究“極左路線”的根源具有現實的意義。從總體上來說，作品的思想傾向性還算鮮明，但尚嫌不足，比如，作者對“極左”人物所持的曖昧態度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對待龔淑瑤這個人物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意見之二　這類題材的政治敏感性很強，其實，文學作品並沒有責任去評判政治事件，用作品圖解政策本是藝術創作的一大忌諱，那結果往往是敗壞了作品。好在《左青石》的筆墨著重在人物命運的描寫上，雖然寫的全都是一些凡人小事。原來，只要作品能夠寫出人物心路的複雜與曲折，表現出他們對生存發展的嚮往與追尋，這就從根本上體現了藝術的價值，《左青石》的成功大概也在這裡。現在作者仍在考慮進行修改，特提出兩點建議以供參考：一是將書中礙眼的議論刪除，不必可惜，藝術在於感人，不必在作品中與人論理；二是無妨去掉某些沉重的場面，如果真是“賣點”不好，不利於出版的話。

感想　所謂作品的傾向性，是將藝術創作放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框架中才會出現的問題，強調政治標準第一，要求藝術作品首先是一份政治宣言，並據此審查作者的階級立場與路線方向，這裡涉及的問題實際上是政治與藝術的關係。上述兩種相互對立的意見，聽起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左右為難的是小媳婦了，因為她不得自作主張。但作者一定得作“小媳婦”麼？真要說，藝術創作無論是企圖趨附或迴避政治，這都是未能跳出階級鬥爭理論框架的表現。藝術有其自身的價值，並不見得只為政治而存在，儘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對重大的政治事件也肯定有他的看法，而且這看法還可能在作品中有所流露。比如，本書作者就無庸諱言他對４９年革命的看法：那已經是一段歷史，歷史自有其必然性，誰都無法否定它，也無須去否定它。４９年的革命屬於中國人，中國人也就屬於了它，中國人至今生活在這場革命延續的時代中，作者對經歷過那場革命的人們抱有深厚的同情，乃至敬意，其中也還包括了龔淑瑤。有時回顧一下過去，費些思考，那僅僅是為著走好今後的路。像階級鬥爭這個理論，作者認為它無疑是個革命的理論，也可以叫它為馬上打天下的理論，可是，革命勝利以後，我們依舊用這個理論去坐天下，這就帶來了不少的麻煩與困惑。尤其是，待到被曲解到需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須臾不可或缺的時候，它簡直演變成了煽動仇恨，製造恐怖的工具，人們常年七鬥八斗，橫革直革，乃至讓“四人幫”洋洋得意於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少當年的革命者也冤斃其下了！應舍而未舍，以至造成了許多歷史性悲劇的發生，若究其責任，則遠遠不是龔淑瑤們能夠承擔不了的。然而，作者在寫作本書時卻不是為了去闡述這些政治觀點，如果要那樣，他就不應該寫小說，而應該去寫政治專論。世界這麼博大，生活這麼豐富，難道除了政治就沒有其他的事好作？試想，黃大香情願不嫁人，彭石賢不聽從管教，吳棗秀恨透了姜聖初，吳國芬愛張炳卿不要命，所有這一切，與作者上述政治觀點有什麼關係呢？幾乎沒有。而且，書中大部分人物的政治思想也很模糊，他們對政治並沒有多大興趣，一點也不“高大全”，那麼，作者寫出他們來是不是為了深掘“極左”路線的根源呢？別人可以這樣看，作者卻未見得是這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