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在作品中根本沒有創造出一個能夠代表正確路線的人物來，而且，作者也沒有可以給人指點一條正確革命路線的自信，他清楚自己並非什麼“靈魂工程師”之類。

說到“沉重”，那是題材決定了的，沉重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革命不可能是一件輕鬆的事，除非不寫，否則，無法避免這種沉重。問題是，中國有太多的農民，中國的封建社會遲滯了太長的年代。書中所見生活環境的貧窮險惡，人物命運的多乖多厄，這並不是革命造成的。按照時間推算，書中的人物應當是阿Ｑ、小Ｄ、黃胡、吳媽的接代傳人，四九年的革命首先屬於他們。儘管暴力夾帶著諸多的苦難，但它畢竟是這些人為尋求生存與發展所作的努力。只是，由於貧困與落後形成的矇昧、狹隘、保守，這又實在太容易讓他們“極左”了，能說“極左”表現的盲目、狂熱和帶著好些殘酷性的特徵與這一切沒有內在聯絡嗎？當然不是，我們可以承認，革命也無法割斷歷史，這就應該屬於“中國特色”之所指了。

對此，寫作時，作者的確頗有些“沉重”的感受。《引》中所敘彭石賢入獄的經歷幾乎是紀實。他之所以走上那條屢屢遭遇劫難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孕育他的社會環境使然。當時，既然人們都無法走出那個社會文化氛圍，也擺脫不掉傳統意識留給人們的心理積重，悲劇就非彭石賢獨有。事實上，書中的人物沒有一個不帶著那個年代獨特的悲劇色彩，從李壽凡到張仁茂，從姚太如到張炳卿，從龔淑瑤到李墨霞，僅僅是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情景而已。對此，作者並不以為自己體驗到的“沉重”會比與他一同生活過來人要來得更為深刻，僅僅是，他願意誠誠實實地告訴人們親身所見、所聞、所歷、所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說作者的故事讓人聽來感到“沉重”，甚至還有可能使某些人難堪，那可不是作�